作者：侯晓丽
通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结论的方式宣布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实质，同时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称作“玄学家”。如果不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放到他们的理论整体中来研究，就很容易误以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仅仅是资产阶级为了遮盖现实的剥削和奴役而虚构的意识幻象而已。一直以来，基于这种误解的理论，人们常常天真地以为只要像指着皇帝大喊一声“皇帝一丝不挂”一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土崩瓦解，继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天真”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阵地。
其实，马克思理论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是附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遮羞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如果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物质关联，那么不仅无法洞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谈不上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统治。的确，“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1]（P223）所以，马克思绝不会单纯地以为想到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可以拒斥以往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更不会在曲解和误读对手的基础上进行文不对题的道德谴责，而是要求通过消灭一切派生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基础来实现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消解。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说马克思之前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在“解释世界”？马克思是如何洞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让哲学的批判从“解释”世界的角度转换到“改变”世界的角度的？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掩盖的剥削“真相”
繁荣与贫困并存，天堂和地狱同在，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资本主义那样，在给人们带去那么多希望的同时，又带去那么深的奴役和不幸。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来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P775）以英国为例。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比欧洲的其他国家更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道路。然而，“1688年，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里得来的所谓光荣革命这个堂皇的修饰语，其主要依凭就是这次革命是王冠与资产阶级，即金融势力之间的妥协”。[3]（P33）“英国在1688年到1815年之间，不断地在欧洲大陆进行规模不等的战争。亚丹·斯密曾痛心地说：“有时所谓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利益；有时候左右政府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会使国家的成文法偏离自然的正义准则。”[4](P23)
德国虽然没有像英国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却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残害。正如马克思所说：“相对于英国而言，落后的经济，落后的政治导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是最受意识形态压迫的世界，也是离历史最远的世界，是欧洲各意识形态世界中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世界。”[3](P55)到1840年，坚信历史的目标会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许诺的那样必定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理性和自由统治国度的青年黑格尔派们失望地发现——标榜理性的国家对理性置之不理：普鲁士国家没有按照理性改革，德意志的激进青年曾期望王储一旦当上了国王就能履行他登基前许下的自由主义诺言，可是，未等王位到手，王储却早已从自由主义滑到了专制主义。那个曾宣称孕育了理性的国家，没有生下理性，却又一次生下了非理性。于是，一个残酷的二分的世界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在原则上，历史应该成为理性和自由；在事实上，却只是不合理和奴役。”[3](P24)
有句话说得好：狼的绝对自由，就是羊的全部灭绝。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友爱的时代精神在德国是这样表现的：“步兵、骑兵、炮兵。人们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紧接着就有关于‘背叛国家’、‘侮辱陛下’、‘亵渎神灵’的罪名；人们有聚会，结社的自由，然而警察处处都被赋予了自由处置的权力，可以根据情况使用橡皮鞭子或是枪支；人人都可以提出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这项权利处处都由具有明显阶级性的办起事来相当自信的司法当局来加以阐释。”[5]（P36）现实中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经济危机、贫富悬殊、物价飞涨，普遍失业，资本家唯利是图、工人一无所有……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将”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与它的代言者们曾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对其进行的批判
（一）自由、平等，博爱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自文艺复兴开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开始向颓废腐化的封建蒙昧主义宣战了。新生的意识形态革命野心勃勃地要求推翻精神王国里的神父和暴政——它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新生的资产阶级依旧是一个剥削阶级。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这个阶级和劳动者的确是有难同当，但却不会有福同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时候，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的时候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6]（P54）但是，革命成功之后，这个新的剥削阶级不遗余力地把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作为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掩盖这些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博爱”。[6]（P53）所以，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它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才能洞穿它。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相实质上，资本主义标榜的理性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虚构的“自然状态”存在物，而不是他们从现实中发现的真实存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正是从这个根本就是虚构的理性前提推导出来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那里，人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着的——在他们看来，是意识创造了现实，而不是现实创造了意识。他们把现实的世界和虚假的理念世界颠倒过来，将人的现实存在抹杀，按照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臆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并把这些臆想当作人真正的本质，理性的、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人，就这样诞生了。而真正的现实中的人，却被他们忽略不计。
最终，由于颠倒了派生者和被派生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一出生就把派生自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基础遮蔽起来，而把它本身当作决定一切的终极理由，从而成为神秘的东西。那么，如何才能破解和消除这种神秘之物呢？
（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马克思对批判的批判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出现之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家们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时，没有一个怀疑过他们的理论前提，他们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一样把现实的世界看作是由抽象的意识和理念创造出来的。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P66）导致这些看似犀利的批判不过是用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而已，当他们自以为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现实世界中的人依旧灾难深重——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
由于局限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批判还是费尔巴哈的道德呼吁，都未能在实际上触动意识形态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想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1](P95)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针对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本身，因而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P9）由于马克思之前的意识形态批判家们不屑于低头看一看被他们的抽象理论所忽略不计的现实世界，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呈现出“黔驴技穷”之势。“哲学家总是解释世界，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标志着马克思与这些仅仅停留在思维和语词上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的彻底决裂。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像德国哲学家那样仅仅在头脑中完成，而是武器的批判，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进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P75）因为这些事物是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根基。马克思的批判即包括对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根源的揭露，也包括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消解。马克思不满足于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的逻辑批判，也不满足与费尔巴哈的道德批判，他找到了扬弃并超越这两种均有致命缺陷的批判方式的第三种可能性，即实践批判。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将改变意识转向“改变世界”正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真谛所在。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神话，认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回到了人类史——这一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和秘密，从而让哲学走出了精神的圣坛，步入现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