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财富与人的全面发展
如果说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资本尚且具有生产性，那么，如果抛掉自身的偏见，财富本身岂不也可与人的发展内在地勾连起来。马克思曾指出：诚然，与古代的观点截然相反，在现代资产主义社会世界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0］但是，如果从这种生产以及作为其目的的财富的积极方面来看，也就是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来考察财富的话，马克思反问道：“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挥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21］如此看来，财富不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展现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构成要素吗？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稚气的古代世界”优于现代世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人看作是生产的目的，将人置于生产的中心，但须知，古代世界所盛行的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22］的世界观，它的优越性也只是从一个狭隘的人类潜能的范围来说的。诚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有生产才是真正的目的，人的目的却从属于生产和财富的积累，但如上所述，秉承着一贯的历史的、辩证的态度的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简单地否认财富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财富则是全面发展的人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23］须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4］问题在于：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由于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劳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且这种分工必然导致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从而加剧阶级对抗与分裂，加之人不再是生产的目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的财富本身就不再是“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而是“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25］。实际上，当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纯粹外在目的的牺牲品的时候，必然在现实上抑制和束缚人的全面发展，并必然导致人的畸形和片面发展。
五、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人的发展的过程中，与财富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要素就是作为财富尺度和人的生命尺度的时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6］这表明，获得时间就意味着获得了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人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延展和空间范围中展开的，越出时空之外的人是不复存在的，更谈不上人的本性和发展了。正如涂尔干所说：“如果把人类同历史分开，把人看做是时间之外、固定不变、静止不动之物，那就剥夺了人的本性。”［27］当然，作为支撑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时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获得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28］可见，财富以及作为财富尺度的时间都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9］因此，谈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就应该进一步谈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及其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
“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时间，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对此马克思给予类比分析，“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人，那么，必要劳动就是由于分工而独立起来的一切特殊劳动职能的总和。这个人，比如说，就必须花费若干时间从事农业，若干时间从事工业，若干时间从事商业，若干时间制造工具，……所有这些必须做的事情可归结为为了各种目的和进行各种特殊活动所花费的若干劳动时间。”［30］换句话说，“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31］但是，在一个分工和交换比较发达的社会中，“不是由一个人（社会）去完成各种不同的劳动，把他的劳动时间花费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而是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劳动时间只用在必要的特殊职能上。”［32］然后通过彼此相互交换，各取所需。问题是：当每个人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完全花费在一种特殊职能且完全从属于这种特殊职能的时候，他必将失去在其他一切领域、一切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于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就出现了。因此，劳动时间的节约，就意味着个人将从“特殊职能”中解放出来，成为“全面的人”。“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33］马克思也曾反复强调：“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34］。只有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5］
“自由时间的运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前提。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36］。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由活动”既不同于劳动，即“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7］，也绝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纯粹的抽象的活动”、“‘纯粹思维’的幻想”［38］，而是指对自由时间或自由支配时间的运用。在马克思看来，“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都可以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表征和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39］
可见，不管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还是自由时间的运用，都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来看，“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40］。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却变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时间。准确地说，“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41］。如果说工人只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而已，那么，剩余劳动时间就更是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全面侵占。因此，马克思引用舒耳茨的话说：“为了使人民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他们不应当再做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奴隶和肉体的奴仆。所以，他们首先要有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42］赛耶斯指出，这里的“余暇”“不是简单的消极度日和无所事事，而是一个积极的和荡造的空间。”［43］因此，对于人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是自由时间的增加。
问题是，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呢？马克思对此作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他转引加尔涅的话说：“工人阶级从事科学活动的时间越少，另一个阶级的这种时间就越多。后一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哲学思考或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一切生产上的操心，摆脱了日常消费品的加工和运输，而这又是因为其他人担负了所有这一切机械的操作。同一切分工一样，随着社会日益富足，这种纯粹机械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分工，也越来越加剧和明显。这种分工，同一切其他分工一样，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44］。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分工也体现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诚然，“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45］，但是，历史地产生的劳资对抗和阶级冲突必将在历史中走向消亡，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46］
实际上，对于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与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要做的工作和目的，也正是要通过对于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指认，亦即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分化与整合的矛盾关系的解析，使人类自己觉悟到他们如何才能从直接处身于其中的必然王国，独立自主地走向自由王国。”［47］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48］可见，在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之内，人的自由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49］总之，随着“工作日的缩短”、“劳动时间的节约”，人类的自由时间将大大增加，于是，人类将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解放出来进而无限地逼近自由王国却又永远难以完全摆脱必然王国，这就是马克思揭示出的人类的命运。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最终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只有这时候，“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0］
注释：
［1］［英］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郑一明，陈喜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2］参见拙文《马克思分工思想的人学意蕴》，《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18页。
［4］［英］肖恩·塞耶斯：《异化与经济发展》，肖木译，《世界哲学》1995年专刊。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5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4-535页。
［8］［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周嘉昕译，《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11］详见王虎学，万资姿：《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一个科学论断谈起》，《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1、19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8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480页。
［22］［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94页。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532页。
［27］转引自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2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8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21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1页。
［43］［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47］张曙光：“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