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
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他们不仅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世俗理性主义的进步观，而且赋予了它的唯物主义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历史的进步不是理性的假定，也不是终极的目的，而是由现代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人类普遍交往的社会条件以及科学技术的解放潜能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看到，现代科学技术蕴含着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能。这一发展趋势并未改变。今天生物科技、新材料开发、数码技术、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把生产力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因此，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性的技术和生产潜力的判断并没有失效，甚至比以往更正确。
马克思关注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现状，还关心生产力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进步主义的重要条件。如果生产力不能累积和持续地发展，而是像过去那样无数次被自然和历史灾难所湮灭的话，谈论历史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前现代社会，由于文明之间在地域上相互隔离，纯粹偶然的事件就会使某一文明创造的发达生产力毁灭殆尽。“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相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显然，我们的时代完全满足马克思设想的条件，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已经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之中，知识的保存和传播在电子化时代获得空前的便利条件，这些都保证了生产的进步有可靠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形态中，对历史进步的信念是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中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对工业、对一般历史过程发展立即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累积性和革命性的信念构成经典唯物主义的前提。
然而，这些前提在今天已经显露出历史局限性。虽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但生态危机已经对资源和生产的无限性前提提出了挑战；虽然人类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但在商品化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文明多样性和它们的宝贵记忆已经受到空前的威胁；虽然科学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但也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破坏力。面对这些挑战，需要改变对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的简单化处理的传统做法。
我们认为，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受到启蒙时代的历史进步观念的影响，但是，它从来就不是狭隘的进步主义，相反，马克思的理论也包含着破除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毒剂。
首先，马克思明确拒绝目的论历史观。我们之所以可以谈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阶级结构包含着过渡到新时代的可能性。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信心不仅是建立在生产和技术的自主进步潜力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潜能的信任基础上的。在他那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历史的判断，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判断。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显然，马克思拒绝对历史的目的论理解。
其次，从其思想起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道德维度，这就是人类的解放不能还原为单纯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而是要消灭导致人类社会一切苦难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明显包含着一种灾难学视角。
如果把马克思的绝对命令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理论的着眼点不是人的抽象自由和自主性，而是消灭现实的一切苦难。在谈到德国解放的实质可能性时，马克思的答案是，关键“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由于无产阶级身上凝结着“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而它的解放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
最后，马克思不仅强调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认识到灾难和苦难是革命意识的培养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矛盾在生活世界中表现为工人阶级的灾难与剥夺，正是它们构成了革命意识的前提。“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与其他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显然，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意识不是建立在对生产力发展的盲目信赖之上的，而是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对工人阶级生活世界的灾难性和毁灭性后果的生存性体验之上的。灾难和痛苦在这里不是纯粹消极的，相反，它们是革命和解放意识的催化剂。成熟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范畴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辩证法。资本作为物化的劳动成果反过来成为奴役和压迫工人的条件。在马克思那里，不论是对劳动的剥削还是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其核心都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性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仅仅理解为功能主义批判，即一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压抑，同时，它也应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道德的和生活的批判。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放弃了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实证主义研究。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指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客观规律支配，“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其次，指责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只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资本论》“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实际上，这两个指责都存在着可议之处。
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明确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是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就第二点来说，我们也不能把《资本论》仅仅理解为资本的客观逻辑，而忽视它对工人阶级造成的苦难以及工人对它的反抗和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资本的逐利性与工人生命的对抗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不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在实质上也从属于资本。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显然，马克思并不仅仅关注资本主义的结构矛盾和客观的危机倾向，同样也关注这一制度给工人生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中那些经济学概念，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利润、资本循环和积累、失业和危机等等，并非技术意义上的纯经济术语。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死劳动与活劳动，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阶级对立。哈贝马斯正确地指出：“通过对商品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得到基本的价值理论设定，使得他既从观察者的经济视角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描述为资本自我实现的危机四伏过程，同时又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或虚拟的参与者）的历史视角把它描述为被阶级间的冲突所困扰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矛盾和危机的解释，同时也是对这一社会中存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和冲突关系的政治理解。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渗透的道德义愤和革命激情，没有看到在马克思那里，对社会的冷静分析与对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苦难的同情之间始终保持着辩证的张力。
总之，在笔者看来，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双重的。资本主义是解放与奴役、进步与野蛮的双重变奏，它既是解放的条件，也是革命的对象。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原初结构中包含的理论张力，承认进步的相对性和历史性，恢复灾难学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的应有意义。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与灾难学视角的优先性
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实证哲学，也不是实证科学，“它自始自终是对现代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核心精神是自我批判，“假若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他们自己可能变得过时和他们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性的言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再版序言中的论述），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需要一种灾难意识，这不仅意味着要恢复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中被遗忘的向度，而且是它承担时代论断和批判任务的内在需要。在此我们需要记取本雅明的话：“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不带着恐惧去沉思。”因为在实践中，进步与退步、成就与灾难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已经非常发达，却又充满风险的时代，灾难学视角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具有优先性。如何理解灾难学视角的优先性？笔者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首先，相对于人类的普遍进步，消除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苦难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具有规范的优先性。本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抽象的普遍历史不感兴趣，而是只对社会的特殊的受苦受难者的历史感兴趣。马克思也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而是特殊的受难者，即无产阶级的解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抽象的人的自由和平等，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它们之间的对立不是普遍主义逻辑与阶级利己主义逻辑的对立，而是抽象的解放逻辑与具体的解放逻辑的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理解为特殊的政治逻辑，这一逻辑立足于特殊阶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基础这一核心理念之上。最近，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对这一政治逻辑作了独特的阐述。他认为，任何非正义的社会秩序都包含着对“非部分的部分”（thepartofnopart）的排斥，穷人、无产者既处在这个体系的内部，又处在这个体系的外部，他们没有声音，无法让社会了解自己的要求，是“不算数者”（theuncounted），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他们的生存状态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而他们的解放就是人类的普遍解放。笔者认为，应坚持特殊的受难者的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放弃了这一立场，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真正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相区别。
其次，灾难学视角的优先性要求破除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线性时间观，承认灾难在时间上的独一无二性。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依赖于流俗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把历史理解为线性的进化过程，理解为连续性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拒绝这个时间观。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本雅明是第一个把时间的非连续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的思想家。他认为，流俗的时间观的核心范畴是连续性，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是“当下”。“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这个‘当下’的概念。这个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和停顿的。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本雅明在这里所说的“停顿”并非指历史在物理时间上的停止，而是中止对历史理解的时间惯性，把当下理解为特定的现实格局来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的意识。”本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进化论的区别在于，它必须抛弃安逸，聚精会神地关注自己的对象。在谈到法西斯主义灾难时本雅明说：“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有机可乘，原因之一是它的对手在进步的名义下把它看成一种历史的常态。”虽然本雅明是想通过“当下”概念恢复革命与历史的联系，但他的观点对我们思考灾难学视角在历史时间的思考上具有优先性有着启发意义。从时间结构上看，进步和灾难是非对称的，进步依赖于时间的连续性，而灾难总是不期而遇的。装满一篮鸡蛋需要一定的时间，打碎一篮鸡蛋只需一瞬间。今天，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恐惧，根源正在于进步与灾难之间这种时间上的不对称性。
最后，灾难学视角的优先性是思考生态危机的前提。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是19世纪形成的，它把资源和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生产力的进步性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为当然的前提。马克思虽然意识到，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是在暴力和冲突中实现的，因而是以工人阶级的苦难为条件的。但是，由于时代经验的限制，马克思对生产的资源和生态限制估计不足，对技术本身可能产生的大规模毁灭缺乏敏感性。这种局限性不能归罪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而是他所处的条件，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虽然生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未趋向于极限。
从根本上说，技术不是上天给我们准备好的万无一失的工具，人类拥有和创造的一切都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历史既存在着向上发展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向下堕落的可能性。但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这点认识不足。总体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启蒙乐观主义，它相信人类行为即使为自己造成困难，也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人类面临着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生态和技术危机面前，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进步积累下来的成就与可能的巨大灾难的破坏性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长期积累的进步成就可能在瞬间的灾难中就被摧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强调，真正的进步不仅要追求善，而且要阻止恶。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需要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结合起来。在新的时代中，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双重绝对命令：终结一切人类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关系，阻止一切把人类带向自我毁灭的趋势。当然，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从进步主义转到反进步主义，而是要表明进步概念本身也需要进步，需要在当代处境中重新思考。本雅明告诫我们，不仅进步是不确定的，毁灭也是不确定的，“要阻止爆炸，就必须在火花碰到炸药之前将燃烧着的导火线切断”。因为“对于个人，如同群体蒙受的苦难一样，只有一个临界存在，超越了它，‘事情就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个临界点就是毁灭”。这一警告是对我们所说的灾难学视角的最好注解。
注释
[1]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2][3]Michael Lowy，“Walter Benjamin and Marxism，”Monthly Review46．9(1995)．
[4]本雅明:《选集》第1卷，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04页。
[5]Marx Horkheimer，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John Cumming(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any，1994)xiii．
[6]Theodor W．Adorno，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ed．RolfTiedemann，Rodney Livingstone and Others(trans．)(New York: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45．
[7]参见John Roberts，The“ReturnstoReligion”:Messianism，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PartⅡ:“The Pauline Tradition，”His to rical Materialism16．3(2008):93．
[8]John Roberts，The“Returns to Religion”:Messianism，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PartⅡ:“The Pauline Tradi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16．3(2008)．
[9]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London:Verso，2009)151．
[10]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Stanford University，1995)x．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