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立新
马克思恩格斯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者，也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们批判了抽象本体论、理性形而上学和认识中心主义，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实现了哲学形态的根本转变，开辟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崭新道路。
一、从抽象本体论转向现实本体论
抽象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哲学为了追求世界的统一性、普遍性，为了寻求世界的本质，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观念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进而认定，观念的世界是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的世界，因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即只有观念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多样的、变化的，是不稳定的世界。它不过是观念世界的表现，因而是虚幻的世界。其结果是，把本来真实的世界，看作是虚幻的世界；而把体现真实世界的观念的世界，当作是真实的世界。这是对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哲学颠倒。这种颠倒的哲学就是抽象本体论。抽象本体论哲学，坚持在多样性的事物中找到统一，在事物的变化中找到稳定，在现象中寻找本质。问题在于，它在发现了作为统一的、稳定的世界的本质以后，便无视作为观念世界基础的现实世界，甚至否认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质。这正是抽象本体论致命的缺陷。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抽象本体论的秘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抽象本体论的典型代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秘密在于，它从大量的现实事物中抽象出具有普遍的“观念”，并认为观念是世界的本质，现实世界不过是观念世界的附属物，观念世界统治现实世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即观念的历史决定现实事物的历史。抽象本体论的历史，说到底就是观念的历史，就是观念的自我运动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思辨哲学”的困难。他们说，“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2]因此，走出抽象本体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抽象，“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抽象本体论的秘密，而且找到了摆脱抽象本体论的正确途径，即从抽象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对抽象本体论的批判，既包括对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包括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抽象的唯心主义和抽象的唯物主义是两种极端，“任何一个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个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4]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本体论意义上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心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那种离开人的活动来理解的自然界的自然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唯心主义，即“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5]尽管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的唯心主义，但是，他从自然出发来理解人，用抽象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停留在抽象的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因此，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一条从他自己所自己所极端憎恶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没有摆脱抽象本体论。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从抽象本体论到现实本体论的转变。他们在批判抽象本体论的过程中，把被抽象本体论颠倒了的“两个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哲学要探究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在现实中寻求思想？还是在思想中寻求现实？显然，抽象本体论颠倒了思想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实世界是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任何思想和观念都不能离开现实。哲学作为思想的成果，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它永远是现实世界的产物。所以，“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由此可见，现实世界是思想的基础，也是哲学的本体。哲学思想不能离开现实，而只能指向现实。因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但这时人类的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7]因此，不是世界属于头脑，而是头脑属于世界。思想当然要和现实世界相联系，但是，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离开了现实的思想，是空洞的、虚幻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8]马克思的论述足以表明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哲学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否则，它就不是世界的哲学。显然，抽象本体论已经丧失了和世界的联系，它不再是世界的哲学，而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哲学。既然抽象本体论脱离了现实世界，那么，它最终必然丧失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而沦为一种非批判的哲学，沦为只能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上场的哲学。正如黑格尔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涅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起会飞”。[9]对此，马克思批评说：“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10]而作为事后上场的、思辨的哲学，归根到底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11]要实现对抽象本体论的根本超越，就必须创造一种不同于抽象本体论的现实本体论。哲学不再是从天国出发，而是从人间出发。“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2]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剥去了抽象本体论的神秘的形式，从抽象的观念世界回归到现实的世界，从抽象本体论转变为现实本体论。
二、从绝对理性主义转向感性活动论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理性主义。柏拉图哲学是古代理性主义的代表，黑格尔哲学既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也是全部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古代哲学围绕个别事物和事物共性的争论，形成不同的实体学说，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西方近代哲学围绕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地位的争论，形成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围绕着知识可靠性的问题，经验主义把知识的根据归结为感觉经验，理性主义把知识的根据归结为理性思维。尽管康德哲学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中试图把人的理性思维和感觉经验统一起来，但结果是，他不仅没有实现二者的统一，反而把二者隔离开来和对立起来。和康德哲学不同，黑格尔哲学主张，理性作为绝对精神，既是主体又是实体，从而确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主义最终战胜了经验主义。尽管黑格尔哲学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但这种夸大精神作用的绝对理性主义，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用人的感性直观代替抽象的理性思维，从而在绝对理性主义的体系中打开了缺口。但由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使得他的哲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理性主义束缚，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战胜理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感性活动的哲学，从根本上导致了绝对理性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集中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对黑格尔的哲学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理性主义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继承了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全部成果，并把作为理性化身的“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质，并赋予“绝对精神”以无限的能力。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就是把精神变为独立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理性化了、神秘化了。“他把身为理念的主体的东西当成理念的产物，当成理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13]所以，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思想中的世界。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精神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超感性的“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统治者，这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用自然代替精神，用感性代替理性。应当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已经察觉到理性主义的局限，对于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自然主义的局限性，费尔巴哈哲学并没有摆脱理性主义的束缚。他所说的自然，是离开人的自然；他所说的感性，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类本质”。尽管费尔巴哈在口头上强调自然和感性，但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仍然是抽象的自然，而不是和人的活动相联系的自然；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仍然是抽象的感性，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现实世界，费尔巴哈只是当作纯粹的客体去理解，而没有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没有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也只是“感性的直观”，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5]他的感性直观，仍然停留在抽象思维的领域。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世界，是离开人的活动的世界，是和人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由于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局限性，使得他无法走出理性主义的误区。而要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就必须研究人的感性活动。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摆脱理性主义的束缚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8]这里所说的“抽象的经验论者”，就是指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就是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而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离开了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所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9]哲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理性思维，而是现实的感性活动。只有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思维出发，才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也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观。首先，人的感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正确的理解。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既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人与人的关系；既改变着自然界，也改变着人本身。而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并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因此，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不是从属于人的活动之外的某种抽象的理性。相反，这种活动作为一种存在论基础，包含着人和人的历史的全部秘密。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理解人的历史和人本身。“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0]可见，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不能到抽象精神和理性中去寻找，只能到现实的感性物质活动中去寻找。其次，人的感性活动也是思维的真理性的基础。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根本没有纯粹的意识和独立的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1]因此，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2]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在理性自身不可能得到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回到感性活动。“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思维可靠性的基础，才能真正驳倒了绝对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
三、从认识中心主义转向主体价值论
西方的抽象本体论和绝对理性主义，必然导致认识中心主义。认识中心主义就是把认识的绝对化，离开人和人的历史的研究所谓的“纯粹的认识”。人的认识源于实践活动，认识的目的是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但是，认识中心主义取消了这一认识论的根本目的，而把认识本身当作目的，甚至当作唯一的目的。其结果是，为了认识而认识，把认识独立化、绝对化，把本来是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的认识目的化了。认识中心主义的形成，是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的崛起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认识中心主义，无疑对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认识中心主义，淡化了人的目的和人的价值，这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哲学相去甚远。因而，认识中心主义一直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把认识中心主义转变为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目的的主体价值论。
西方近代哲学之所以陷入认识中心主义，就在于这种哲学离开了人和人的价值。不可否认，以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为开端的西方近代哲学，宣扬人道主义旗帜，批判封建神学，对于消除神学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发挥了巨大历史进步作用，也成为近代哲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和与之相伴随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地位没有得以真正的确立。西方近代历史，是用物代替了神的历史，是用“拜物教”代替“拜神教”的历史。尽管资产阶级宣扬的是人道主义，但实际上登上近代“历史王位”的不是人，而是“物”。尽管近代哲学强调人是主体，但真正成为历史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即作为认识手段的逻辑和观念，集中表现以“物”为基础的、和“拜物教”相联系的认识论。
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对的认识论，是彻头彻尾的认识中心主义。这种哲学，把现实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把实体主体化，把本体逻辑化，完全否认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活动。尽管也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重视对人的研究，但没有根本消除认识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两大派，一派是起源于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另一派是起源于洛克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者从人观念出发，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忽视人的地位；后者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关注认识的目的性，重视人的地位。如果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然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24]17世纪出现了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合流，在哲学中突出认识论和方法论，排斥对人本身的研究。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在反对神学、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抽象本体论的斗争中，击败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至此，“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
毋庸置疑，“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世纪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25]但是，到了世纪，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思辨哲学”体系。黑格尔用抽象理性的逻辑演变说明人类历史，把认识中心主义推向顶峰。费尔巴哈公开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主张用人本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但由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抽象的人，因而不可能摆脱认识中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从认识中心主义到主体价值论的转换。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不乏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思辨的认识中心主义的斗争，但是，在西方近代哲学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认识中心主义。即使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启蒙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也始终没有冲破理性主义的羁绊。“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26]费尔巴哈在人本主义中所说的人，也不过是抽象的、自然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7]可见，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把人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在于他对人的理解是自然主义的。它不是用人的历史解释自然，而是用自然解释人的历史，从而把历史和自然、把历史和人割裂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当然要重视对人的研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我们所研究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不是历史之外的人，而是历史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取代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的抽象的人。总而言之，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其中蕴藏着价值论的思想萌芽，但由于认识中心主义的绝对统治地位，特别是由于近代哲学中人的虚幻性，这些思想萌芽终究被认识中心主义所淹没。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形成了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超越了传统认识中心主义，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价值论。
注释
[1][5][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第89页；第99页。
[2][3][10][14][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第72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63～164页；第161页。
[4][7][8][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5页；第120～121页；第121页；第259页。
[6][12][15][20][21][22][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第73页；第59～60页；第77页；第81页；第55页；第78页。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14页。
[16][17][18][19][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页；第78页；第73页；第73页；第5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