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立新
马克思恩格斯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者，也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们批判了抽象本体论、理性形而上学和认识中心主义，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实现了哲学形态的根本转变，开辟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崭新道路。
一、从抽象本体论转向现实本体论
抽象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哲学为了追求世界的统一性、普遍性，为了寻求世界的本质，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观念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进而认定，观念的世界是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的世界，因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即只有观念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多样的、变化的，是不稳定的世界。它不过是观念世界的表现，因而是虚幻的世界。其结果是，把本来真实的世界，看作是虚幻的世界；而把体现真实世界的观念的世界，当作是真实的世界。这是对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哲学颠倒。这种颠倒的哲学就是抽象本体论。抽象本体论哲学，坚持在多样性的事物中找到统一，在事物的变化中找到稳定，在现象中寻找本质。问题在于，它在发现了作为统一的、稳定的世界的本质以后，便无视作为观念世界基础的现实世界，甚至否认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质。这正是抽象本体论致命的缺陷。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抽象本体论的秘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抽象本体论的典型代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秘密在于，它从大量的现实事物中抽象出具有普遍的“观念”，并认为观念是世界的本质，现实世界不过是观念世界的附属物，观念世界统治现实世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即观念的历史决定现实事物的历史。抽象本体论的历史，说到底就是观念的历史，就是观念的自我运动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思辨哲学”的困难。他们说，“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2]因此，走出抽象本体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抽象，“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抽象本体论的秘密，而且找到了摆脱抽象本体论的正确途径，即从抽象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对抽象本体论的批判，既包括对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包括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抽象的唯心主义和抽象的唯物主义是两种极端，“任何一个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个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4]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本体论意义上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心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那种离开人的活动来理解的自然界的自然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唯心主义，即“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5]尽管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的唯心主义，但是，他从自然出发来理解人，用抽象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停留在抽象的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因此，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一条从他自己所自己所极端憎恶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没有摆脱抽象本体论。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从抽象本体论到现实本体论的转变。他们在批判抽象本体论的过程中，把被抽象本体论颠倒了的“两个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哲学要探究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在现实中寻求思想？还是在思想中寻求现实？显然，抽象本体论颠倒了思想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实世界是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任何思想和观念都不能离开现实。哲学作为思想的成果，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它永远是现实世界的产物。所以，“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由此可见，现实世界是思想的基础，也是哲学的本体。哲学思想不能离开现实，而只能指向现实。因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但这时人类的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7]因此，不是世界属于头脑，而是头脑属于世界。思想当然要和现实世界相联系，但是，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离开了现实的思想，是空洞的、虚幻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8]马克思的论述足以表明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哲学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否则，它就不是世界的哲学。显然，抽象本体论已经丧失了和世界的联系，它不再是世界的哲学，而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哲学。既然抽象本体论脱离了现实世界，那么，它最终必然丧失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而沦为一种非批判的哲学，沦为只能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上场的哲学。正如黑格尔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涅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起会飞”。[9]对此，马克思批评说：“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10]而作为事后上场的、思辨的哲学，归根到底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11]要实现对抽象本体论的根本超越，就必须创造一种不同于抽象本体论的现实本体论。哲学不再是从天国出发，而是从人间出发。“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2]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剥去了抽象本体论的神秘的形式，从抽象的观念世界回归到现实的世界，从抽象本体论转变为现实本体论。
二、从绝对理性主义转向感性活动论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理性主义。柏拉图哲学是古代理性主义的代表，黑格尔哲学既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也是全部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古代哲学围绕个别事物和事物共性的争论，形成不同的实体学说，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西方近代哲学围绕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地位的争论，形成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围绕着知识可靠性的问题，经验主义把知识的根据归结为感觉经验，理性主义把知识的根据归结为理性思维。尽管康德哲学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中试图把人的理性思维和感觉经验统一起来，但结果是，他不仅没有实现二者的统一，反而把二者隔离开来和对立起来。和康德哲学不同，黑格尔哲学主张，理性作为绝对精神，既是主体又是实体，从而确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主义最终战胜了经验主义。尽管黑格尔哲学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但这种夸大精神作用的绝对理性主义，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用人的感性直观代替抽象的理性思维，从而在绝对理性主义的体系中打开了缺口。但由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使得他的哲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理性主义束缚，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战胜理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感性活动的哲学，从根本上导致了绝对理性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集中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对黑格尔的哲学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理性主义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继承了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全部成果，并把作为理性化身的“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质，并赋予“绝对精神”以无限的能力。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就是把精神变为独立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理性化了、神秘化了。“他把身为理念的主体的东西当成理念的产物，当成理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13]所以，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思想中的世界。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精神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超感性的“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统治者，这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用自然代替精神，用感性代替理性。应当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已经察觉到理性主义的局限，对于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自然主义的局限性，费尔巴哈哲学并没有摆脱理性主义的束缚。他所说的自然，是离开人的自然；他所说的感性，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类本质”。尽管费尔巴哈在口头上强调自然和感性，但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仍然是抽象的自然，而不是和人的活动相联系的自然；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仍然是抽象的感性，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现实世界，费尔巴哈只是当作纯粹的客体去理解，而没有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没有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也只是“感性的直观”，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5]他的感性直观，仍然停留在抽象思维的领域。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世界，是离开人的活动的世界，是和人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由于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局限性，使得他无法走出理性主义的误区。而要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就必须研究人的感性活动。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摆脱理性主义的束缚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8]这里所说的“抽象的经验论者”，就是指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就是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而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离开了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所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9]哲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理性思维，而是现实的感性活动。只有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思维出发，才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也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观。首先，人的感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正确的理解。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既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人与人的关系；既改变着自然界，也改变着人本身。而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并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因此，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不是从属于人的活动之外的某种抽象的理性。相反，这种活动作为一种存在论基础，包含着人和人的历史的全部秘密。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理解人的历史和人本身。“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0]可见，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不能到抽象精神和理性中去寻找，只能到现实的感性物质活动中去寻找。其次，人的感性活动也是思维的真理性的基础。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根本没有纯粹的意识和独立的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1]因此，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2]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在理性自身不可能得到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回到感性活动。“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思维可靠性的基础，才能真正驳倒了绝对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