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乐明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已被人们做过各色各样的界说，并被一些民族和国家付诸实践。然而，已有的界说仍未消解人们的困惑，所有的实践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赞誉。“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存在众多分歧的“共同话语”，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一项需要长期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总体性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方法的本质”[1]。应该承认，尽管马克思没有系统而具体地论述其总体性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与总体、全体、整体等范畴的改造和深化密不可分，总体性原则的确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取自黑格尔哲学并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与深化。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首次使用了总体性概念，统一了在近代哲学里分裂的思维和存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生成，总体性不过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纯粹的范畴演绎，是“以概念逻辑串起的绝对精神的神秘旅程”[2]。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马克思逐渐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观念的重要价值。1843年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便初步表达了人的社会特质和社会总体性的思想，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就是社会；要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就必须进行全面的革命，“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产生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的批判，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非社会”，即缺乏总体性的社会，认为扬弃了私有制的社会是“真正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是具有总体性的社会[4]。在稍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的社会特质的成熟见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明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首次得以系统阐发。在1847年撰写并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得到了更为完善的理论表现，指出人类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各类矛盾都是社会有机体自身的构成要素，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总体。作为马克思总体性思想逐渐完善的成果，《资本论》考察了作为一个总体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任何总体都是作为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过程而存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既证明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独特本质和发展趋势，终结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存在的“神话”。此后，马克思通过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总体性地考察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同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丰富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之，总体性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总体性观念也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成熟，正是因为拥有科学的总体性观念及方法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发现了人类走向未来社会的发展路径[5]。
然而，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被简单化为一种片面的“经济主义”，唯物史观被误读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工人革命被看成是自然发生的社会进化。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正确反思欧洲工人革命失败的教训，卢卡奇重新恢复了被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在马克思全部著作里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卢卡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之所以陷入低潮，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所蒙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角，可以认识到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本质，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革命热情。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整体对于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彰显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总体性；二是强调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为对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只有“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才能成为可能。因此，正确的认识只能是总体性的认识，而总体性的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直接的反映，而是一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主体与客体互为中介的过程。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得资产阶级意识不到自身的物化存在状态，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则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因此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摆脱商品拜物教意识和物化意识，才能达到一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实现总体性的革命，终结资本主义的总体的统治。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总体性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畴[6]。与卢卡奇同期的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7]。在强调历史总体性的同时，柯尔施更强调了革命的总体性。在他看来，包含艺术、宗教和哲学等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和法律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总体，形成了适应于其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葛兰西反对把历史发展简单归结为一种直线性的和单线性的决定论，主张建立一种取代经济因素单一主导论的总体革命学说。在他看来，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越来越一体化，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霸权”，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取得优势。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包括社会的一切方面，既有政治、经济，又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此后，萨特以“总体化”、列斐伏尔以“总体的人”、马尔库塞以“单向度的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关于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的新的解读。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同，阿尔都塞提出了关于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结构主义阐释。在他那里，生产方式的整合作用、多元决定论是理解历史整体的关键。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发展也不是只受单一因素决定的演变过程，“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的作用而实现”，只有从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元决定论出发，才能解释历史整体的不平衡特征，才能在整体的不平衡发展当中找到发生作用的根本力量[8]。
然而，随着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一种反总体性、强调差异性的思维得以发生、发展，在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或“非同一性思维”开启了通向“后马克思主义”的大门之后，“向总体性开战”逐渐成为了众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共同喧嚣。在他们看来，总体性是建立在同一性原则基础之上的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即总体性是在人之外预设的一个完满的实体存在；由此造成了人的存在的自我分裂，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总体性之中；必须以非同一性思维替代同一性思维，将人从一切桎梏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个性的张扬和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9]。他们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总体性思想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立足于人性至善虚假承诺的总体性的人类解放诉求导致了以暴力和强权实施的排他主义的政治实验。因此，他们极力标举差异、特殊、个体，排斥任何可以想象的总体性形式。在对总体性的一片讨伐声中，詹姆逊坚定地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詹姆逊明确指出，马克思“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10]。在他看来，马克思早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与内在矛盾，认为它同时进行着人类的解放与压抑、进步与倒退、财富与贫困的生产，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大众媒介、广告宣传等众多现象可以看出，恰恰是差异在表面上的无所不在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变得越来越趋向总体化。因此，必须采用马克思的总体性思维原则，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地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