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推进，物化与个体化不仅越来越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后果，而且也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所要面对的生活现实。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不仅使个人的精神空间日益局促、狭隘与平面化，而且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应有的从容与和谐，失落了内在超越的精神自由。与此同时，社会共享的精神结构与核心价值也在物化与个体化中遭到溶解。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如何扬弃和超越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引导时代精神的文明转换，已经成为严峻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三
在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要找回被现代工业文明所遮蔽的存在的意义，使人的精神生活获得诗意的存在感受，只能通过强调思想对存在的归属和听从更为源始的语言的召唤。似乎在遁入语言、思想和诗的精神领会中，我们才能逃避“技术座架”的促逼，回到我们久已陌生的精神家园。但是，语言、思想和诗真的是我们值得期待的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吗？至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并不构成“抽象的王国”，它们依然是社会的产物，并由现实的生活过程所规定。应当看到，在现时代，与语言、思想和诗相比，资本的逻辑依然是统治我们的存在以及精神生活的强大力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的跨国流动、文化的工业化和资本化、发达的现代科技所支撑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市场化所支配的大众文化等等，仍然是现时代精神生活难以逃避的生活背景与更为坚硬的存在。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精神生活问题的秘密不在人的精神、意识自身之内，而在人的总体的存在状况和现实的生活过程之中。因此，精神生活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改变，只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生活基础具有高度的哲学自觉，坚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对人的全部生活活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不仅是改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现实力量，同时也是改变人的精神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作为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物化。这种物化通过现代科技、工业、商业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马克思，第89页）在此意义上，物化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人占有自身全面本质的必要环节。马克思认为，物化之所以具有异化的性质，乃是由于物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造成的。马克思同时确信，对物化的超越和扬弃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成为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第86页）所以，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的存在和精神生活获得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对于马克思而言，物化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感性化，是人通过感觉所实现的自我肯定，因而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只是这种感性化还需要进一步超越需要和享受的有限性及其所具有的利己主义性质，也还要进一步提升和创造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马克思，第88页）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精神生活的自由不是个体抽象的主观自由；只有在普遍的和客观的规定性中，精神生活的自由才能得到真实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十分强调“社会”这一普遍的和客观的规定性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真实意义，明确要求“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同上，第84页），“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同上，第88页）。历史唯物主义坚定地认为，只有改变把物化和个体化固定下来的社会关系，推进个体化与社会化统一的历史进程，改变劳动的社会性质，从而使劳动和财富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使“偶然的个人”、“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转变为“有个性的个人”和“社会化的人”，人的精神生活才能挣脱个人内在意识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固执和偏狭，敞开内在的丰富性和普遍的自由性。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同一性力量，正日益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主体自由性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需要所反抗和消解的对象。现代性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重构，不仅有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更依赖于特定社会制度的创新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一方面需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的逻辑”及其所从属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也需要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克服和抵御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内在地要求超越自命为普遍性的狭隘西方视域，回到自身的主体自我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显然不只是个体意识内的私人事务，它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精神生活是规定一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文明方向和历史命运的大事。我们的文化传统历史性地规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情感体验和生活态度，它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具有家园般的奠基意义。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不可能是他人的，而只能从自身的传统中流淌并开放、延展出来。只有在自身文化传统所奠基的家园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找到熟悉的自由感觉，才能享受相感相应、相亲相属的存在意义。因此，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重构要求把个体的精神生活奠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并积极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地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需要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中，创建用来规范和引导社会关系的更为合理的制度文明，同时创造性地阐释和提升既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有如此，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生活的全体自由性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引导和塑造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关于精神生活的话题显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它甚至被赋予了严肃的和沉重的使命。在现时代，物化与个体化似乎使时代精神不得不暂时筑居在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阴影中。按照海德格尔悲观的理解，面对技术座架的促逼，无家可归的人类只能凝神沉思，期待上帝的救渡。由此，海德格尔又把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复归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这起码表明，海德格尔的思想还无法完全走出西方思想文化的视轨和意识形态，也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与境界。历史唯物主义把精神生活的自由看成是人类解放的事业。由此，精神生活问题被导入了人类解放论的境域。马克思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科学地确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由此承诺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发展境界的精神自觉，也是对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与应然性信念的理性表达。历史唯物主义透过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和确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真理性的思想方向和历史道路，也把人类的精神生活带入了内在超越的崭新境界。它为迄今为止仍显脆弱的历史进步信念注入了内在的坚定性，也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战胜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根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存在论承诺，以及自由个性的生活理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期待，也是现代人需要用实践确证的精神方向。对于现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而言，作为科学的理论与希望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将依然具有巨大的信念引导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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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