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既超越了超验主义对精神生活的抽象化理解，也扬弃了自然主义对精神生活的直观化理解，赋予精神生活以属人的、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并把精神生活及其发展融入了社会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实践辩证法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精神活动，精神生活的问题并不是精神领域自身的问题，精神生活的建构当然也不是精神领域自身的事情。人的精神生活既不应遁入神秘主义的超验领域，也不能下降为感性自我的自然表达，而是要通过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不断确证和提升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实现精神的升华。历史唯物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实践本质及社会历史向度的理解，为我们把握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思想框架。二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从属于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状况。对现代性社会生活状况及精神生活处境的总体性把握与反思，需要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洞见。在对现代性社会生活状况反思的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具有最为根本的奠基性意义。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现代世界所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吉登斯，第1页）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现代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既表现为对后者的科学分析，也同时是对后者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现代性状况的分析，是建立在对构成现实生活过程基础的实践活动即生产劳动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而对生产劳动的分析，则通过对作为劳动成果的现实的存在物的解剖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分析和批判的“物”，就是包含了现代性的基本状况和一切现代关系萌芽的“商品”，以及作为存在的现实形式和现代社会本质规定的“资本”。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体现为“资本的逻辑”。马克思指认资本的逻辑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根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页）资本的逻辑是抽象普遍性和同一性的逻辑，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任何存在物都要被纳入到资本这一抽象的形式中去表现自己的存在，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资本的逻辑是流动性和扩张性的逻辑。资本自我增值的本性，使其力求突破和超越一切界限、关系和形式，从而导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同上，第275页）。资本的逻辑是物化和世俗化的逻辑。资本使财富的占有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同上）。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导致了普遍的物化。物化成为人的存在的普遍现实，也成为现代精神生活的根本境遇。卢卡奇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明确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卢卡奇，第156页）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也洞察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鲍德里亚，第1页）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物化状况的现代性批判所激起的当代思想效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物化具有了全面的异化性质：物化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而且体现为一种文化－生活的心灵体验，并进一步积累和上升为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化和物化的“拜物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的制度分析，同时也不缺乏对这个社会中的生活体验的真切理解。在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揭示了异化劳动所具有的异己性的心理表现。哈维确信，马克思的拜物教分析是“最令人信服的洞见之一”。（哈维，第135－136页）与传统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从而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相比，拜物教不过是“感觉欲望的宗教”和“被欲望燃烧起来的幻象”，是人的本质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现代性社会，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不断扩张的文化的工业化，使拜物教意识得到更大的渲染，进一步加剧着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况。文化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则直接塑造和建构了人们日常的精神世界，导致人们的精神领域趋于平面化和同一性。精神生活蜕变为直接的感性刺激与片面的精神享受，表现为“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这种物化的精神生活屈从于浅薄的兴趣，表现为对精神生活内涵的吞噬和对精神生活意义的曲解，从而使精神生活丧失了其应有的内在性、丰富性、超越性和历史感，精神生活由此陷入“熟悉的陌生”、“喧嚣的孤独”、“存在的空虚”等悖论性的状态，人的精神生活的家园感由此面临失落的危机。
人的存在的物化与个体化是同一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对物的依赖成为个体挺立自身独立性的物质基础与必要前提。但是，物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使人的独立性陷入到个体化的困境中。对物的依赖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从而使人的存在从原来所依附和从属的狭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个体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并没有真正生成和转化为“有个性的个人”，而是片面地实现为原子化的个人、“偶然的个人”、“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原子化的个人在精神上既失去了与历史传统的联系，也失去了与他人的联系，人的精神的根基由于失去了稳定和可靠的支撑而成为碎片。一方面，现代人在精神上丧失了来自传统共同体的稳定支撑和庇护，无数分离的个体从传统的稳定秩序及熟悉的地域性情境下抽离出来，“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与空虚”（鲍曼，2005年，第15页）；另一方面，物化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成物与物的联系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人的精神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视野退缩，逐步返回到个人狭小的私人领地和日常的生活世界，专注于个人的狭隘目的和自我兴趣。在个体化的社会中，“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就连个体可以获得的、并可能有望固定于其上的位置都在消融消解，几乎不能作为‘生活计划’的目标”（同上，2002年，第183－184页）。如此一来，个体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被取消了，心灵的基础秩序受到侵蚀，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逐渐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