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军
当人们的信仰需要开始苏醒之后，信仰的选择问题就显得十分紧迫而必要。在经历几十年的信仰上的困惑、淡化、疏离甚至危机，国人对信仰的需要日益苏醒，出现了许许多多寻找信仰、归依信仰的现象。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在寻找信仰时找错了地方、误入信仰的陷阱，进而导致信仰悲剧的事件。
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多元是社会生活多样化的结果，是生活主体利益分化的结果，也是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增大的结果。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生活，必然会有价值选择的问题。信仰选择是一种更为根本、更为全面系统的价值选择。一种信仰总是容纳和包含着一系列的价值，因而一种信仰的选择也就包含着一系列的价值选择。信仰是一种价值整合，当一个人作出了信仰的选择时，他的一系列的价值选择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
一个人信仰什么，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信仰，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在价值多元、信仰多元的社会中，往往会有主导思想和主导价值观。这种主导的思想对人们的信仰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主流文化中汲取思想信仰的营养，或者直接地以主流信仰为自己的信仰。但主流信仰的影响并不能代替自己作出决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信仰的权利。尽管社会生活中人们信仰什么并不总是自由选择和慎重选择的结果，但从理论上讲，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是他的自由。社会可以对人们的信仰选择提供建议和帮助，可以倡导和引导，但并不能强迫。
除了社会主流思想信仰的影响外，还受到家庭和个人际遇的影响。有的出生在信教家庭，特别是像天主教这样比较重视家庭传承的宗教，子女往往继承家庭的信仰；有的人因为自己的人生际遇，在不知不觉中会走向某种信仰。这些情况说明，人的信仰选择并不是在毫无外界影响的情况下作出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有自主选择的余地。
在信仰问题上要自己去作决定，这可能让人感到为难，甚至不知所措，似乎不如只有一种信仰那样来得简单省力。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在信仰问题上能够自己做主，这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个现代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感受到信仰需要的中国人，应该有一种自觉自主的态度。
对信仰的选择不能采取随意、糊涂的态度，或只是跟着感觉走，而应有所思考，有所选择。为什么呢？
第一，不同的信仰会导致不同的人生。信仰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决不可以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信仰不是某种工具，不合用可以随意丢开；信仰也不是一种职业，不喜欢时可以更换。信仰具有最大的稳定性，它虽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但它确实不是可以随意更换、变来变去的。有人说过，手帕都不是随意丢弃的，更何况人的信仰呢？所以选择信仰，必须慎之又慎。
第二，在多样的信仰资源中，总会有一些信仰的陷阱，比如邪教和迷信团体等。一说起信仰，人们总觉得是十分美好的东西。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信仰或自称为信仰的东西都是好的。一些邪教和迷信团体，不仅对人生无益，而且往往对社会有害。它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但它们就像沼泽地，人们一脚踩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了。许多很好的人就因为一时不慎落入邪教魔掌，进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
第三，在信仰的选择上，人也肩负着对自我、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选择信仰无疑是个人的一种权利，但也是一种责任。它的结果不仅影响到个人，也影响到家庭和社会。所以，人要以自觉的态度来对待信仰的选择，既对自己负责，也对家庭和社会负责，不能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
信仰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这里只列出四条作为参考：
第一，要看这种信仰怎样对待理性和科学。它是以理性和科学的局限性为出发点，去反对理性和科学性，还是把自己的立足点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正面价值基础上。如果有一种信仰公开反对理性，致力于让人进入非理性的世界，那我们就要保持警惕。
第二，要看这种信仰怎样对待现实生活。它究竟是让人厌弃和放弃现实生活，还是肯定现实生活；是逃避现实生活，还是勇于面对生活，并改造现实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追求人生幸福。如果有一种信仰，大讲世界末日，否定现实世界，让人放弃现实的生活，甚至放弃地球上的生命，去追求什么“天堂”之类，那也要对它保持警惕。
第三，要看这种信仰怎样对待道德和精神追求。它是否有文化的价值，是否倡导和引领更高的精神境界，是否提倡对人生社会有益的道德。如果有一种信仰，不是致力于对真理和精神价值的追求，而是对某个人的膜拜和献身；如果它带给人的不是自我约束和精神提升，而是肉体上的放纵，或是对世俗权力和盲目力量的崇拜，那我们对它也要保持警惕。
第四，要看这种信仰是否正常和健康。因为信仰是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做文章，而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科学之光还没有完全照亮。所以，在人类制造的信仰产品中，虽然也有比较健康美好的形态，但也有不少变态的和丑陋的形态。这些不健康的信仰，诸如邪教之类，是无益而有害的。对于这种违背人的生活常理、常情，走火入魔的信仰，避开得越远越好，不要使自己成为其牺牲品。
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宣传文化领域“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