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东
对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逻辑起点、生成顺序、内在联系，较流行的有三种看法：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论。认为先有辩证唯物主义，先有仅限于自然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然后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再形成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在先论。认为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先有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初始范畴是生产关系范畴，70年代以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初步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直到20世纪年代苏联模式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才构成体系。
第三，仅限于唯物史观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创造只有唯物史观，初始范畴是人或异化，至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则是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借助于恩格斯个别论著生造的东西，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颇为流行。
这三种流行看法，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割裂了马克思哲学创新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块整钢。
我们不妨按照“早期—中期—后期”这样一个线索，来搜寻马克思的思想足迹。
一、马克思是新唯物论
——辩证唯物主义奠基人
马克思打算写辩证法专著的想法酝酿已久，青年马克思很早就萌发了写出“新逻辑学”——辩证法的最初想法；同时，在早期探索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同时，他就深入研究过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并以论战形式表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为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实践观、存在观、世界观。
的确，没有留下完整的历史文献来说明马克思早期对辩证法的专门探讨，但是有许多片断的历史文献，如同蛛丝马迹，可以理出一条缕缕不绝的线索，在相当可靠的程度上证实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就已酝酿着写出辩证法（“新逻辑学”）专著的初步打算和初步尝试。他在1837年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1]（p.13）“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1](p.15)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自己应当写出“一部新逻辑学”。只要稍微了解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就知道这里讲的“新逻辑学”并不是新的形式逻辑，而是辩证法的同义语。青年马克思这个萌芽中的想法，后来并没有泯灭，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牢固。
有些历史文献提供了一些迹象，表明马克思在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期间，可能对设想中的“新逻辑学”作了一定探讨，或者写出了某些片断。布鲁诺·鲍威尔在1839年12月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马克思计划中的逻辑著作”，谈到了马克思的逻辑研究。在1840年所作的柏林笔记中，有两本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从中挖掘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不能同意特伦德伦堡《逻辑研究》一书把亚里士多德看成形式逻辑学家的看法，而把亚里士多德看成辩证法的思想家。他写道：“当亚里士多德宣称综合是一切谬误的原因时，这无论如何是正确的，能够表象和反思的思维一般说来就是存在和思维、普遍和单一、现象和本质的综合……”[2]（p.107）在马克思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深思熟虑，令人非常惊讶地提出了最细致的思辨问题；他是一个特殊的探宝者，无论在什么地方涌出了通过丛林奔向峡谷的活泉，他的魔棍都会毫不错误地指向这股活泉。[3]（p.107）这一研究不是孤立的，看来是围绕着写出“新逻辑学”这个主旨进行的哲学探讨的一部分。马克思和列宁一样，都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古代的黑格尔”，注重的是他的辩证逻辑——辩证法的活的源头。
还可以找到的一些佐证，是当时“博士俱乐部”一些成员的通信。正如科尔纽所说：我们很难确切地断定，马克思在初期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以及在他们创立批判哲学方面，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无疑是不小的，因为从他当时的朋友们的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他的评价很高。[4]（p.186）同样，我们也很难确切断定，马克思在探讨“新逻辑学”方面迈出了多大步伐，但是似乎可以有根据地推断，他在这方面已经形成某些发人深省的思想，或写出个别后来未能发表和保存下来的片断。科本曾经在当时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3]（p.157）赫斯1841年致友人的信中，更为尊崇地写道：“你应该准备着去会见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而这一点总是有意义的。当他开始讲逻辑课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波恩，我一定会是他的极热心的听众……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亨、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3]（p.261）从他的评价之高和特别提到开“逻辑课”这一点来看，很可能他不只读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还知悉马克思关于逻辑——辩证法研究的某些新颖见解。
青年马克思走着一条迥然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独特道路：哲学与革命的政治实践紧密结合，从唯心主义转向辩证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他的哲学兴趣首先转向与政治实践直接毗连的唯物史观，构成了19世纪年代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创立。革命实践和历史时代的紧迫需要，使马克思自觉地改变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舵轮。这正是马克思之成为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不过，创立一种新逻辑学的初衷，在他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之后，并没有改变，而且时时有所流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独列出一部分——《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认为“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5]（p.156）他还极其简要地探讨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劳动与异化、肯定与否定、主动与受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成熟著作《哲学的贫困》，同样单独列出一节，专门探讨辩证方法。
概括地说，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创时期，他为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先后作出了三次有决定意义的奠基工作：
第一次奠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成了哲学创新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基本范畴与理论细胞。
第二次奠基，1845年春天《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这个细胞中，生发出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即新世界观的萌芽。
第三次奠基，从1845年到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47、1848年写成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进一步体现了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神实质，以“实事求是”精神，创新哲学，改变世界，解放人类。
马克思哲学文本不仅有单个文本，而且有由一系列文本构成的文本体系。马克思哲学文本体系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残篇断简，而是有历史与逻辑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线头”、一条引线，解开这个文本体系呢？
与此相应，马克思哲学范畴也不仅仅有单个范畴，而且有单个范畴加上逻辑联系而构成的范畴链条、范畴系列、范畴群乃至范畴体系。这种范畴体系不是毫无秩序的一团乱麻，而是有内在联系的辩证逻辑体系。怎样才能找到初始范畴、基本范畴，进而找到一把钥匙，打开范畴体系的大门呢？
只有首先抓住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上下篇，率先生成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才能通过这个初始概念、基本范畴、理论细胞，正确把握理解马克思哲学整个思想链条与有机整体，乃至各个范畴和范畴体系。
这里试着提出一个新看法：
必须重新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顶点论”，苏联哲学模式下提出的“不成熟论”，有的中国学者强调不成熟性占主导方面的“矛盾论”，都是有失偏颇的——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创新的真正历史起点。
实践观与异化观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正副主题，其中占第一位的正主题，统摄全篇的正主线，首先是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异化观。
这里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包括四个基本观点：自然存在前提论—对象化活动论—异化劳动论—人化自然论。
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既不是单纯的认识论范畴，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观概念，它首先是新唯物主义存在论、世界观基本范畴，同时也是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畴、认识论基本范畴。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形成的上下篇或内外篇。
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这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逻辑起点、初始概念、基本范畴、理论细胞，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由此生发开来的。因而，只有首先把握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才能找到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枢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范式。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为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作出的第二次重要奠基。
在这里，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是思想细胞、核心理念，像一条红线那样，贯穿于哲学创新纲要——现代新型存在论、世界观的三个层面之中，一般存在论—社会存在论—应有存在论。
第一层面，一般存在论，把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引入存在论，从而开创以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为根本原则的现代新型存在论，第一—三条：
第一条，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现代新型存在论；第二条，思维与存在统一于实践的现代新型真理论、认识论；第三条，环境、主体活动与自我三者统一的发展论，创新实践论。
第二层面，社会存在论，把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引入与人关系最为密切、又最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第四—八条：
第四条，世界二重化的异化论；第五条，从感性直观到感性活动论；第六条，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统一论；第七条，现实个人与社会形式统一论；第八条，社会生活本质上的实践论。
第三层面，应有存在论，第九—十一条：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第九条，从直观唯物论，到实践活动的唯物论；第十条，从立足市民社会的旧唯物论，到立足人类社会的新唯物论；第十一条，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新论。
马克思为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第三重奠基，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生成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1845年春天《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存在观、世界观，进一步深入具体地运用于社会历史与时代，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成了唯物史观原生形态，在《哲学的贫困》乃至《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当代世界历史的时代观，并且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思想精髓。
对于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论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其理论前提、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其思想重心、独特贡献，两者如一枚金币的两面，合则两存，分则双亡。
二、马克思《辩证法》构想蕴含在《资本论》逻辑中
在中期，马克思是把辩证法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在作出第二个伟大发现——写出《资本论》、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同时，就把写出《辩证法》专著重新确定为新的探索的伟大目标，并成为“十年一贯”的夙愿。
1857—1858年间，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第一手稿的关键时刻，重新萌发了写出《辩证法》专著的想法。这一时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时刻，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从1857年8月开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质上的全新阶段：从对前人成果的批判分析、局部问题的具体研究，上升到对自己体、系的总体建构和系统叙述。在这个科学认识进程的重大转折关头，哲学方法论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甚至被提到首位，比具体材料更富于全局性的决定意义。这是决定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刻，重新转向思索、探求哲学方法，以至重提几乎潜伏了20多年的哲学夙愿的必然因素。正巧这时，马克思的友人弗莱里格拉特雪里送炭，写来一封短信：“敬爱的马克思：由于清理自己的图书室，我找到了几卷原先属于巴枯宁的残缺的黑格尔全集……如果它们对你有用，可以把它们给你带去……”[6]（p.96）这些书中大概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等。1968年才第一次公之于世的这个历史文献，帮助我们弄清了，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作为直接导因，和上面的必然因素结合到一起，推动马克思重新浏览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结果，对于构成《资本论》逻辑体系的总体结构，对于具体材料的逻辑加工，这种辩证的哲学思维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在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和“很好的进展”。在这一手稿中，尤其是开头的导言、先后拟定的四个计划、对《资本论》三卷结构起了重大影响的第四计划中，深深地留下了马克思改造黑格尔逻辑学、探讨辩证逻辑的印记。由于这种情形，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埋藏在马克思心底的哲学夙愿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并且更加清晰地指出了实现这一哲学夙愿的道路——充分利用自己创作“《资本论》逻辑”、改造黑格尔逻辑学的思想成果。
1860—1863年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手稿的间隙中，又穿插着作了黑格尔《小逻辑》的摘要。这个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直至1977年才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布。[11]比较马克思和列宁作出的两个《黑格尔〈逻辑学〉纲要》，就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思想主旨和不同的思想特色。马克思的摘要是未完成的，只作了关于存在论的一部分，但是非常详尽。这也许足以说明，他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仍然继续琢磨着改造黑格尔、写出《辩证法》的哲学探索。
1863—1865年间，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第三手稿的过程中，和恩格斯频繁通信，推敲整个“《资本论》的逻辑”、尤其是作为王冠的第一章，如何运用辩证法，体观辩证法。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这里凝结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成果，同时也以独特的形式融会着他关于《辩证法》的伟大构想、哲学探索。
三、马克思晚年仍守望着写出《辩证法》的哲学创新梦
在后期，马克思呕心沥血力图完成“《资本论》逻辑”的艺术整体，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写出《辩证法》专著的宏大志向，这成为他“几十年一贯”的愿望。
最能反映晚年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视的，是1873年他精心写作的《资本论》第二版《跋》，画龙点睛地集中阐明了他自己的哲学夙愿、学术理想：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883年4月2日，恩格斯致拉甫罗夫的信是一个有力佐证。恩格斯写道：“明天我才有时间花几个钟头去浏览一下摩尔留给我们的所有手稿。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但是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8]（p.412）当时马克思刚刚逝世不久，恩格斯忙于料理后事刚刚完毕，当他着手清理马克思遗稿时，首先想到的是两大手稿：《资本论》后几卷的手稿和《辩证法大纲》。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要写的《辩证法》在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心目中的显著地位。看来，恩格斯后来没有找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大纲》。不过，根据这封信来判断，当时也已经63岁高龄的恩格斯，恐怕不会仅仅由于25年前马克思的一封信（1858年5月14日），就这样满怀希望地去找这个大纲。更为可能的情况是，在那之后，在马克思逝世前的一些年间，他还向恩格斯说起自己这个哲学上的宏愿。
据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讲，马克思常常在散步的时候向他讲起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未来的打算。在拉法格发表于1890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有许多没有实现的计划。他还想写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和一本哲学史，后者是他早年喜欢研究的。要完成他的整个写作计划，要把他脑海里所保留的那一部分财富完成呈现给世界，他就必须活到一百岁才行！”[9]（p.80）凡是了解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了解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人，不难理解这里所讲的“逻辑学的书”，并非形式逻辑的教科书，而正是指大写字母的逻辑——《辩证法》专著。
写出“新逻辑学”——《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近半个世纪一以贯之的理论抱负，而且是和写出《资本论》、创立唯物史观相提并论的宏大工程。马克思本人常常是把它们连在一起讲的，尤其是把写出《辩证法》看成是将在完成《资本论》基础上实现的宏大目标。恩格斯在得知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宏愿之后，在1859年公开发表的评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样是把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并甚至断言：“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0]（p.43）由此可见，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写出系统化的《辩证法》，揭示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理论抱负之一，是他已在构思之中而未能亲自着手实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
四、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实践唯物论——三位一体的一块整钢
“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对自己哲学的科学命名，意在强调这里不仅有超越唯心主义的一般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更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重大创新，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名——本来名称。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则多半是后人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的别名。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由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德波林等人先后叫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拉布里奥拉等人先后叫起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则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日本及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叫起来的。
“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个科学命名，集中揭示了其哲学创新的精神实质：不仅要求像一般唯物主义那样，从物质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解释世界，而且更进一步要求诉诸实践，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三个别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从不同角度，分别揭示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究竟新在哪里，就在于它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新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本质特征，把一般唯物主义基础，同辩证法的活的灵魂结合起来，因而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新唯物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本质特征，从自然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领域，因而从自然唯物主义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揭示了“新唯物主义”在理论起点与哲学功能上的本质特征，它以实践观为逻辑起点，不仅要按照本来面目解释现有存在、现存世界，更要通过实践，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说，“马克思哲学精神”甚至比“马克思哲学文本”、“马克思哲学理论”，更深刻更重要，更有活生生的普遍意义。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精神实质，不仅要面对马克思文本，而且要面对历史实践、历史时代的“原本”，更重要的是努力做到像马克思那样，面对当代世界、当代实践的“新本”。
这才是马克思哲学真精神。这种真精神，要求我们不仅要走进马克思文本，而且要走出马克思文本，不仅要回到马克思，而且要面对新时代、新实践。否则，只在文本上兜圈子，面对当代世界、新鲜实践却熟视无睹，就是买椟还珠，只得皮毛，未得精髓，徒有形似，而无神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册)[M].柏林：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192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部分第1卷下册)(新国际版)[M].柏林：柏林狄茨出版社，1957.
[4][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弗菜里格拉特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册)[M].柏林：柏林狄茨出版社，196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胡尧之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释
[11]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国际社会史评论》1977年第3期。中译文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期，顾锦屏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