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亚杰
当前，信仰问题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有的人甚至对要不要对共产党员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明确要求提出疑问。可以说，在近年来我国社会思潮出现多元多样的背景下，在理想信念方面“什么是”及“如何做”这些深层问题的认知上，已经出现了重大歧义。因此，本文提出共产党员要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以推进党的理想信念建设。
一、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确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指出，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他由此得出结论，在存在阶级利益对抗的社会，人类普遍利益唯一可能的现实形式是革命阶级的阶级利益。他发现，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是因为它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断壮大着的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是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奠立在了科学意义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不仅能解决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振兴问题，也能解决个人生命的不朽和终极关怀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但它并没有忽视个人的发展和个性自由，能够解决个体生命的无限超越问题。相比较于宗教将个人终极价值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科学方式来理解、认识生命的不朽价值，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解决信仰问题。它着眼于个人和阶级、民族以及历史创造的内在关系，把信仰所依托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奠立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历史基石上。个人将在自由全面发展中不断超越自我而获得无限性，个体生命将在献身人类解放实践中获得不朽和永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其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而且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以及个性自由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比以往任何其他信仰更具有坚实的基础。而且，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一直在被现实所证明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也不是信口拈来的纸上谈兵，而是循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找到了个人有限生命获取无限价值的现实途径——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也是他们的生命依托。只有“人民”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每个共产党员毕生的信仰和追求。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要把生命不朽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与阶级、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认知问题，更是立场和思想感情问题，只有“信仰”才能准确表达这一内涵。作为科学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崇尚真理，而且紧紧依托社会实践力量，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通，就不仅在于明其理，更在于笃其行。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必然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炽热情感上：没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就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永垂不朽，也就没有今天我们需要继续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不仅是从理论武装的角度，更是从党员的基本素养——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的培养角度而提出的。共产党员的本色就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共产主义的不懈奋斗中。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强调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感情和毫不动摇的无产阶级立场上下功夫。
二、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破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的重要应对，即在物质利益诱惑强大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从苏联历史看，以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基本制度，遇到了日益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化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复杂性来自两类矛盾的交叉、两种趋势的交织：一是一部分当权者逐步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使其原有的理想信念日益淡薄，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心怀不满。以研究苏联解体原因而著称的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的调查表明，“在1990年，已经有将近10万苏联中上层领导开始背弃共产主义”。这些苏共的领导层在面临经济困境的情况下，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认为这个制度存在先天缺陷，要求彻底改变制度以拯救国家。大卫·科兹称之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二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虽然还愿意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但是对于物质利益诉求日益强烈，不断改善生活和调动积极性的内在关联日益明显，如果引导不力，则可能因理想和现实的反差而动摇理想信念。苏联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因而西方很得意地宣称苏东剧变是被“可口可乐和爵士音乐打垮了”，而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则将之归结为“没有考虑生产率的提高与发明创造同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愿望的有机联系”。
革命以后的新情况是什么？物欲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吗？必须“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吗？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今天只能是一句空话吗？这些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显然，西方一贯力图把问题引向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要以个人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根本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此，我们必须针锋相对。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地带，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的落差，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借此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这样一来，个人利益的分化便在所难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共同利益变得十分脆弱。此时，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的依托何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一新情况，必须坚持两条：一是坚决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通过“先富后富”调动积极性；二是在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建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态统一，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西方进行渗透的手法，在于把克服平均主义引向个人利益至上，引向利己主义道德；苏联的失误，在于在打开个人利益合理性大闸的同时，冲垮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大坝，根本颠覆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今天我国的现象看，个人利益、物质利益、当下利益日益突出，社会利益的纽带显得似乎很脆弱。但是，从根本趋势上看，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而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体现了这种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之所以能够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它不仅通过激发个人欲望、确认个人合法利益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而且不断地建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机联系，并借以保持理想信念的激励作用。这种“双核驱动”，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广阔前景。但是，整合“双动力”决非易事，市场经济造成的“事实”是，似乎只有个人利益、眼下利益为真，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则注定虚幻。当这一现象被西方意识形态夸大为一种“终极的存在”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成为唯一的价值依托，“为自己活”就成为最高的人生信条，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则必然成为其最终的归宿。正是屈从这一现实，一些人熄灭了内心的理想之光，因而，对各种错误思潮无法识别，更无法辩驳，故听其摆布，是为“不知”；一些人内心也明白“理是那个理”，可无法从眼下“浑浊的”事实中脱出，只把理想信念止步于口头上，从而陷入了心口不一的人格分裂，是为“不信”。
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正是针对时下较为严重存在的种种惑而不知、知而不信的思想状况。如果没有超越现状的长远眼光，必然把“西化”、“私有化”当作“人间正道”。可见，要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做到知信、知行统一，就要超越眼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