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葛兰西与阿尔都塞
马克思无疑是第一个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该理论阐述了冲突、不平等、矛盾和危机趋势，从而不仅提供了对宗教、唯心主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批判，还提供了一种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改变世界并解释世界的革命性哲学。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旨在克服异化，这些论题皆是当今时代热议的主题。
虽然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认为，马克思低估了文化在塑造意识和行为方面的作用，尤其是低估了文化在把工人阶级收编到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投入了太多的信心，没有预见到其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分裂和整合，以及在后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越来越明显的无助和保守倾向。之所以会得出以上结论，是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曾一度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解为：一个同质的统治阶级也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表达。因此在这种模式的理解中，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使资本家的阶级统治合法化的思想。因此，意识形态被视为促进和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观念体系。可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对该意识形态观提出了质疑。质疑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还原论，因为它把意识形态仅仅等同于服务于阶级或经济利益的思想，这就忽略了性别和种族等易变的现象和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把意识形态还原成阶级利益，似乎极易导致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认为社会中唯一重要的统治就只是阶级统治或经济统治，此外无他；阶级和经济统治似乎也是很纯粹的和抽象的，没有其他任何伴生或交织现象或问题发生。
21世纪，虽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并未受到质疑，但论者们对意识形态之功能的看法却已大相径庭了。实际上，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理论家都已对马克思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发展。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单个阶级的军事—经济统治不足以维持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但统治阶级必须要有合法的统治。为了领导人们，统治阶级不能简单地强加给他们一套扭曲的、压抑的、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而要大量获得他们对其思想的赞成，从而建立统治阶级的思想霸权和阶级统治。因此，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是斗争的领域，是争取霸权（或领导权）的空间，是各种社会矛盾和争议不断集结、博弈和协商的场所。因此，霸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强加给群众以消灭工人阶级本身价值观的虚假意识，换句话说，霸权绝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因此，对立的阶级利益需要通过政治霸权进程与霸权不断地尝试将附属群体合并进该联盟（或阵营）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和再阐释。这就是说，霸权包含着修辞性的劝说，以便争取最大多数人的同意。对于霸权的可持续运行来说，附属群体必须毫无异议地接受他们的低等地位，赞成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同意接受统治阶级的控制与领导。然而，由于霸权是一个持续对抗的领域，因此霸权的维护仅仅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身份是不能保证的，而必须不断地进行成功的协商与博弈。在葛兰西看来，媒体文化和市民社会就是这样的霸权斗争具体发生的场所。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中，他把报纸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场”和资产阶级霸权的最重要的武器。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中的教会、学校、社团和协会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虽然在今天，我们会把广播媒体、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作为斗争和争论的重要场所。
因此，对葛兰西来说，传媒文化和市民社会机构是政治上被掌管的论争领域，而且，事实上，今天我们发现，文化和市民社会一直是对抗和争议集结的场所。由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将焦点对准经济生产关系的做法不同，葛兰西则聚焦于媒体文化与市民社会领域。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及与种族主义霸权作斗争，而在世界各地也相继掀起了新左派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许多新社会运动等纷纷与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霸权作斗争；同样在今天，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也在与当代资本主义霸权作斗争。因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相比，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霸权的社会地位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不断建构、维护和防卫的。占统治思想的主导思想绝不是只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经济生产系统中的地位所能担保的。其二，霸权并不纯粹是虚假意识，而是为了维护和支持统治阶级的议程，是在链接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中展开的协商与谈判。其三，政治和文化斗争是获得经济权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市民社会机构和媒体文化分析对理解霸权斗争至关重要。
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为推进马克思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富有影响力的尝试。第一，阿尔都塞使我们有机会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还原论式解读中解脱出来，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喻或模式中所隐含的更为复杂的状况。因为他赋予上层建筑以更加明确的自主性，即认为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在有区别的统一中彼此相关，其中所有斗争都是由一系列的对抗因素所“多元决定”的，虽然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坚持认为生产方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第二，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纯粹否定的阅读相比，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富有成效的，并且对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想象关系的建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虚假的，但也暗指十分真实的物质条件，并且可以采取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第三，与马克思和葛兰西相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内嵌在我们的物质实践之中。最后，通过仔细地阅读马克思，阿尔都塞提出一个新的批判性分析方法——“症候阅读”，该方法把哲学等同于临床精神分析，这两者都揭示了引起文本明显矛盾和不一致的潜在内容。这些创新，虽然有争议，但提供了重要的综合法，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两个文化批判路径——结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因此，与同时代的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阿尔都塞更多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学和主体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形式。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也为发展马克思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些概念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性启示。特别是，这两种传统都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了媒体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及其对受众的影响——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往往假定受众是消极地被公司媒体操纵，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往往强调受众的积极作用。反过来，法兰克福学派更强调主流公司的政治经济和官方媒体是为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英国文化研究往往采取更民粹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媒体。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理解和批判当今时代来说，仍具有重大意义。只要资本在今天仍是重要的组织和创造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形式的力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模式也有助于我们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窠臼。
事实上，马克思十分关注技术、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这为我们在后工业社会中建立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他的辩证法思想则阐明了经济和其他生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思维方式仍适用于全球资本重组的时代。可以说，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马克思关于剥削、贫困和压迫的批判成为仍富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矛盾分析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是否会预测未来的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对民主的强调仍然是一笔重大的政治遗产，而且不应忘记，马克思本人从未假定一个对所有官僚形式不满并提倡激进的民主自治而非党派统治的先锋党，所以无法对“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负责。总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思想的伟大之处和政治成就就在于建立了集经济、政治、历史和人性论等知识为一体的宏大理论系统，而且这一理论系统本身因其全面的批判的方法而使其自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之中。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述，仍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之一，代表的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流思想。今天，只要人类社会依然主要生活在贫富分化和政治冲突不断增加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依然能为我们的时代所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