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眼中的“医改”

2012-08-24 10:22:51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中国青年报　

    “按病种付费”破了大处方，能保证“疗效好”吗

    讲述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春林

    去年8月1日起，“按病种付费”已悄然取代“按项目付费”，在北京6家医院开始了试点。这个旨在控制“大处方”、“过度医疗”的医保支付方式，被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比喻为给病人“吃套餐”。

    “套餐”怎么吃？

    通俗地讲，就是把108个常见病种“打包”，根据病人的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分成若干组，每组确定一个报销“上限”。同组的病人从入院到治好出院，治疗费用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否则由医院“埋单”。

    “以前按项目收费，医生容易多做检查，从而助推了‘看病贵’。现在试点按单病种限价收费，在我们医院，对抑制‘大处方’是有效的。”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友谊医院，正是试点医院之一。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我国现在的医疗合理性比较差，这种情况下，若单一地搞单病种收费，有点超前。”

    比如，既然定“上限”了，是否会牺牲患者的治疗效果？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医院，为了“扬长避短”，采用的是DRG诊疗规范化路径管理，即把治疗一种病的标准化诊疗规范全部列出来，按标准化流程走，不能更改或省略，以保证每位病人“该做的检查、治疗项目，一个都不少”。但此举在他看来，又过于机械。

    “像做汉堡包一样，两片面包中间，是先夹肉还是先夹生菜？顺序不能变。一旦变了，要在电脑上一一填写变了什么，为什么变，很繁琐，加重了医生的负担。”他的一位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同行也表示，“更重要的是，看病不是这么机械化的，流程上写着第3天换药，但病人吸收很快，第2天就需要换药；流程上写着用1个注射器，结果用了两个注射器；再加上很多并发症是难以预测的，这样试图用一个框子来‘框住’花费，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病人和千变万化的突发情况吗？”

    此外，李春林认为，限价也不利于先进医疗技术的使用。“合理的医疗流程和机制，要用技术来承担，但设置上限后，费用不足以使用先进技术，这时医生就会采取保守治疗方案，对患者不利。”

    他举例说，比如，肿瘤病人来了，医生首先要作科学判断，“搞清楚了再治”，但这需要一个检查过程。“如果按病种付费，医保只拨给医院1万元，在化验的过程中就花完了，那就只能直接手术。在没搞明白病情的前提下手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李春林认为，如果从解决“看病贵”的角度评价，按病种付费的确是一个办法，但“基本医疗只解决基本问题”。“就像在餐馆里吃饭，如果说目的就是吃饱，那么，服务、营养、环境等条件是保证不了的。”

    权衡以上利弊，他认为目前按病种付费还不足以完全代替按项目付费。“如果要实施这一方案并根治‘看病贵’，第一步就是全面、高水平地落实医保。”

    病人“逃单”由医院科室分担不是长久之计

    讲述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 李毅（化名）

    “医生，快救救他！”“请先挂号付费。”仅想象这一幕，就会刺痛不少人的心。而在绝大多数公立医院实行“先付费，后看病”政策的今天，它很容易在一些医院上演，并成为公众指责“医德沦丧”的一个佐证。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李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院实行挂号-付费-诊疗-取药流程，其立足点，并非公众想象的那般“唯利是图”。

    “走这一系列手续，首先是双方缔结医患合同的需要。合同成立了，意味着医生有责任对患者进行诊治，患者也有权利要求医生诊治。”他说，按流程走，医生和患者都会受到保护。“对病人而言，医生对病人的一切重要医疗行为：缝合、救治、手术，都要经过家属签字，不能‘乱实施’；对医生来说，如果没签字就诊治，治好了家属千恩万谢，一旦出了事，家属会因你擅自做主而‘秋后算账’。”

    但李毅强调，这套流程并不那么机械，“面对重症病人，抢救是不能拖延的，这时医院是允许‘先诊疗、后付费’的。”

    他向记者“交了个底”：“出于职业本能，医生对重症病人肯定会冲上去，医疗费用先替病人垫付，这时流程并不与它冲突。在我们医院，常有这类情况。”

    他的一位同行举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他们医院，前段时间有一个20多岁的农村小伙子，打工受重伤后送来救治，情况非常严重，但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医保。“在我们看来，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才20几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谁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世。我们当时就对他进行了吸氧等基础护理，经抢救最后治愈了。但他实在付不起医疗费用，最后他的费用就由科室分担了。大概几万元的治疗费用，他自己只花了2000多。”

    这样的事情不仅这一件，各家医院经常会有先欠着、事后补交的情况。但李毅医生也坦承，光靠科室经费负担“学雷锋”，不是长久之计。

    “绝大多数病人都没问题，但确实有极少数危重病人会‘逃单’、‘拒单’。这笔钱没人掏，怎么办？”他告诉记者，这时，多数只能由医院的各个科室或个人负担。“但是，现行医疗制度是医院自负盈亏，国家的投入十分有限，所以，这样的情况不能太多，多了真的负担不起。”

    他的同行也向记者坦承：“一年让我学一次雷锋，行。但如果医生值个夜班就垫1000块钱，每月几千元的基本工资，确实困难。从科室奖金、经费里扣，科室主任的脸色准不好看，医生出了力不落好，谁受得了？”

    “你一辈子赶上一个穷人，垫了应该。但天天遇见这种情况，力不从心。”李毅说。

    他建议，“国家要让老百姓都看得起病，还需要加大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一方面争取人人都上医保，农民也要上医保；另一方面，改善医院自负盈亏的制度，国家供养医护工作者，从而保持医疗工作的公益性。”

    “所谓‘先付费，后看病’不是加剧医患关系的因素，只要国家肯投入，可以对具体特困病人申请国家资助、基金救济，相信医患关系会有所缓和。”李毅说，“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这个本职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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