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影
作为对当代世界生态问题的深刻的历史审视之一，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而这些内容也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做出具体的分析，进而有效地对其理论展开合理的甄别，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同时，这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生态建设的参考基准之一。概览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毫无疑问，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立论根基与核心主题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厘清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立论根基与核心主题，便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住这一理论的主体。然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并不完全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同，它是在强调生态批判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主导批判的前提下做出的推论，尽管这一推断不尽完善。人与自然分裂关系的弥合显然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但是这一主题有赖于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理论成分的立论根基上才能完成。因此，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理论应作出具体的分析。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自身的方法论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坚持从技术批判进一步过渡到社会批判
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上，法兰克福学派给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较大的理论启迪。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必须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连接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背景中考察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法兰克福学派由此得出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构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观点在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继承。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还进一步提出了以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革方案。
法兰克福学派在技术理性批判上所开辟的理论道路，确实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对科学技术运用的恶劣效果，霍克海默等人是早就意识到了。霍克海默首先对启蒙时期所倡导的理性精神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怀疑。霍克海默表示了对理性精神的鄙视。他认为理性已经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野蛮，理性对生态已经成为一种灾难。霍克海默进而强调理性支配下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状态的形成，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在启蒙文明的引导下被合理地认可了。霍克海默批判指出，人类理性至上所生成的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能够发现这种观念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竭力地颂扬个人主义，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种观念则竭力推崇人类中心论［1］，不仅如此，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上造成了主客二分的现状。
在另一方面，霍克海默等人对资本主义中的科技进行了悲观主义的否定。这其中既包含着启蒙理性对神性的反对，同时也包含着由于神性的解体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显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观点。不仅如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还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思想。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既能够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角度对科技理性展开适度的解构与分析，又能够进一步挖掘社会制度批判的深刻意蕴。一方面，马尔库塞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技术利用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统治；另一方面，马尔库塞更加着力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对技术异化利用的消极决定作用。在《单向度的人》一著中，马尔库塞以霍克海默的科技导致极权主义的观点为依据，进一步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强化了社会的单向度的人的思想。马尔库塞由此设想未来生成一个自由王国对科学技术展开合理的运用。他说，生产组织的集中并加以有组织的控制，其结果会大力促进人的个体的自主权的发展［2］。
在此，马尔库塞已经看到了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构成极权主义统治人的工具，而且也能够发挥解放人类的伟大作用。正是资本主义对科技的滥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频繁爆发。马尔库塞由此从社会制度批判的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控制。这样，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的生态矛盾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一系列的观点便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所开辟的社会批判的路径，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二）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生态马克思主义极为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客体辩证法思想的汲取和利用。实际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始终贯穿着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法。从思想渊源上来看，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始自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立论的方法论前提。
卢卡奇论述了马克思的主客体辩证法，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总是承认总体对于各个环节的优越性。卢卡奇认为，历史的各个事件不能独立，因为只有将这些相互独立的实践加以综合，人们的认识才会构成一个整体［3］56。这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不仅一般地规定了对象，而且实际上规定了主体与客体相互统一的总体性的特征。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实的实践问题，因此，这决定了辩证法的特征既是方法性的，更是实践性的。根据这一观念，卢卡奇以社会范畴规定了自然的全部意义。他认为，总体上，是社会决定了自然的全部内容和形式。自然在社会之外是不存在的。卢卡奇认为，自然根本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自然的状况和被理解的程度完全取决于社会。在社会中呈现了自然的形式和内容。因此，“这一切始终都是受到社会制约的。”［4］卢卡奇将自然视为社会范畴的观点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核心。
根据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卢卡奇将主体界定为无产阶级，认为实践是指主体克服客体的活动，强调实践是一种主体改造世界的活动。他不仅认为主体通过劳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界，而且突出了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对于打破资本主义异化局面的重要意义。对于理论和实践所构成的总体性，卢卡奇也认定这是马克思辩证法唯一能够击破资本主义危机的切入点。他认为，总体性在马克思那里具有认识的显在和潜在的两大特征［3］45。
生态马克思主义显然接受了卢卡奇关于主客体的辩证法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普遍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辩证法。本·阿格尔就曾否定了把马克思哲学视为经院哲学的错误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方法，它能够将社会主义理论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连接起来，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5］。此外，无论是詹姆斯·奥康纳，还是其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卢卡奇主客体辩证法思想的深刻的投射。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詹姆斯·奥康纳一方面曾经明确肯定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自身实践变化的自为过程，另一方面肯定了自然独立于社会的自发演化的特征。他说，无法否认，自然界中的化学、生物和地理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系统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6］。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之中生态政治学的特色极其明显
作为对生态伦理问题的一种研究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态政治学。众所周知，生态政治学乃是指研究政治、社会以及社会其他因素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学科，它反映的是政治学和生态环境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生态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政治思路的探寻，必须凭借相应的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前者就在于现实中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破坏和生态危机，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态灾难以及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问题。而后者主要就是西方人文主义对环境和生态问题不断探索而在逐步形成的环境主义和生态政治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其中寻找到了自身的哲学思想基础。
生态马克思主义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崭新的生态思维方式，已经为生态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得以理解：
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已包含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在《自然的理由》一著中，奥康纳具体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劳动所包含着的思想维度。他认为，一方面，社会劳动有着文化的特征。这是指社会劳动既存在着阶级权力和经济规律的基础，同时还存在着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另一方面，奥康纳认为社会劳动根本无法脱离自然规定的属性。在这里，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已经融为一体，这就呈现出了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的双重维度。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表，阿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得到修正，以便适应建立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关系的需要。不可否认，正是在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向着生态危机转变的过程中，阿格尔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加深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真正的制度根源。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亟需建构自身的价值维度，而这就需要寻求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的充分论证。生态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利润追求的欲望，而对于人们的生活追求目标则视而不见。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认定，为了利润的增长，资本主义根本无视生态生产的规则，从而断绝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
再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消费的异化观，认为人的最终的满足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认为只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才能真正地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在评析与批判西方环境主义理论思潮的基础上，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政治战略。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了把生态危机归结于人口过快增长的环境主义的论点，而且解构了技术进步能够化解生态危机的错误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唯有将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为生态运动的发展矫正良好的方向。生态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工人主体，强调要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以求建立良好的生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