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内核
——兼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总命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开启和行进了30多年。30多年来，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但其政治和理论内涵却一直广受人们不解甚至是质疑。有的说“中国特色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有的干脆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到底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说它仍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解释清楚这一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精髓，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名思义，这种“特”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为资本主义所不具备、而为社会主义所独有；二是必须为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所不具备，而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所独有。根据这两个坐标，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展开的分析可以发现，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就“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时所落脚的“四个建设”上，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来说，这种“特”体现在：一、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依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它们的经济制度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虽然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甚至搞全盘公有化，但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二、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依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搞民主法治，但都是以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制度为基本制度载体；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实行的是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缺乏民主，更谈不上法治。三、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多元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文化共同发展。其依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排斥和消除多元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四、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协调不同方面的具体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依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但由于它们以私有制为基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存在根本矛盾和冲突，因此它们的社会和谐是不可靠、不长远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里国家机器高度强大，公有权力干预一切，社会还没有从国家中分离出来，自然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一说。以上四条，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区分开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所在，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这些“特色”，反映到“社会主义制度”层面，就体现为建立在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上述四个方面基本内涵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多元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文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看来，“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公民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把它们纳入了社会主义的“体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既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宽容文化环境、多元利益格局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政治参与、繁荣思想文化、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有效防止私人资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防止社会走向两极分化，较好地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角度看，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发展生产力有机、有序地统一起来，这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布局、发展步骤的总命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之所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紧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因此我们说，在这个进程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发展生产力是有机统一的。但这种“有机统一”绝不意味着二者可以“同步并进”，而是一种长远方向上的、动态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先导，只有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才具有坚实的基础。经过一定时期的加快发展之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后又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这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常态，所以说二者的统一是一种“有序”的统一。

    新世纪以来，针对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突出地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所针对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本质上是就是发展成果能不能公平、合理地惠及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代际的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落脚点都是更好地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追求又好又快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更好地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下更多的力气来推动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一进程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命脉所规定的，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躲不开、绕不过。

    结论与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历史渊源和30多年实践进程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内核，只有牢牢把握这一总内核，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和右的种种偏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同时，也给了我们几点深刻启示：一，我们党历史上的“三个30年”，既呈现出较为清晰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在致力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又是始终不渝、步步推进的。“三个30年”不可割裂。没有前两个30年打下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没有对第二个30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就不可能取得第三个30年的辉煌成就；反过来，也不能因为第三个30年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而看不到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始终如一的坚守，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的正确航向。二，能否实现发展生产力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良性互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从根本上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兴衰成败。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坚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来治国理政，注重“民与民”之间的平等；必须坚持从严治党，有效治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现象，注重“官与民”之间的平等。过去我们脱离生产力发展，片面追求“公平”与“正义”是错误的；现实中一些地方搞GDP崇拜、唯经济发展是举，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忽视民生和社会建设，同样是错误的。三，“公平”、“正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的实现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有效发展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有效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需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形成合理的利益预期和宽容心态，要清醒认识、理性承受改革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一些代价。“仇富”、“仇官”的情绪不理智，所有人同步富裕、权利绝对均等的诉求不现实。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在更新、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良性互动。当前尤其要下大力气解决“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现象折射出来的、在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出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阶层流动障碍问题，避免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埋下新的结构性隐患。

    （作者：中央党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