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福环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并依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方位、经济基础、阶级状况等基本国情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翻天覆地的山河巨变，扭转百年沉沦的民族命运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成长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逐步走向准确、全面、系统、深刻的历史进程。
1.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21年7月～1923年6月）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揭示了侵略者与中国军阀相勾结的实质，指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2]。1922年7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正确地揭示出来：“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3]
在这一时期，周恩来指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府，二是有大量民间资本，三是要有科学人才和自造机器的能力，四是关税自主，五是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五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怎么能谈得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呢？”[4]
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军阀统治与侵略势力之间相互勾结。1922年6月，陈独秀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局，他列举了民国以来11年间爆发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等七次大战争，指出：“军阀一日存在，不但他们对于民主派的战争不能停止，他们自身内讧的战争也不能停止”；“军阀不消灭，不但所谓的好政府无从实现，军阀自身之坏政府，亦必日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5]。
中国国民的主体是农民。当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就从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得到启发，把注意力由知识分子群体转向工农大众。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写到：“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6]
中国资产阶级存在不同阶层。中共二大以后，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分的现象”，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部分。[7]陈独秀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的合理之处在于提出了“官僚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真正资产阶级”的概念，“点”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别；指出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对待革命持有不同立场和态度，革命党要以不同政策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对中国国情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
2.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上。
1925年“五卅”运动的发生，加速了全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写道，“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8]。而陈独秀始终对农民抱有偏见，认为农民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甚至片面夸大农民的落后性，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9]。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在这样的形势下，1925～1927年，毛泽东通过在湖南农村的系统社会调查，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献。
他在文中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提出农民是中国的基本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10]他认为，无产阶级无论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主义，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这一时期，正值“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正如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个政权是什么性质的？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有没有变化？还要不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运动怎样才能继续发展？这些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只能从对国情的正确分析中找到答案。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周恩来在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强调指出，中国各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阶层受各地条件影响参加革命积极性程度不同，“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这表明他已逐渐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应与俄国不同，认识到农村革命发展的蓬勃生机与燎原之势。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游击战争获得广泛发展。然而，当时党内仍有一批人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要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观点，即“城市中心论”。针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力量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击败，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阶级的态度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如何认清这些变化，制定出相应的战略策略，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正是根据这种分析，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得到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外的全国各阶级阶层的拥护和响应，从而推动了全国规模、波澜壮阔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实现，使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亡国论”和“速胜论”甚嚣尘上，很多人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迷茫。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制定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成为迫切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的重大问题。通过多次调查和对国情的深入研究，并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新的情况，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他认为，地主阶级是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由于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80%，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其中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动力。游民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这一理论，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根据，有力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5.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样，就使全党明确了当时的形势，对于和平和内战有了充分的两手准备。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在美国援助下，蒋介石于1946年6月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有准备，不但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而且在1947年7～9月由防御转入进攻。为了使全党认清新的形势，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他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通过准确判断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新的国情和党在建国以后的主要任务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方面存在以下特点：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第六，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从这些基本的国情出发，确定了党在当时的任务、战略、策略和政策。
正是根据对国情的正确分析，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在建国初期得到全面实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一定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又一再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后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八大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科学的，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相继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首要课题。此时的中国国情具有什么特点呢？1958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加强调查研究，重新认识国情。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上世纪50年代末，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历史挫折面前，毛泽东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社会主义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达到后一阶段可能比达到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宝贵的进步。
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毛泽东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在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从这个方面来判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没有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主要矛盾，因而他认定过渡时期没有结束。这样，就妨碍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做出正确判断，最终导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邓小平是建国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感到，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搞清楚，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他领导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情和现实基础进行了科学分析，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魄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思想。他认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必须看到中国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划分阶段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7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基本特征：第一，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第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由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第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第四，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第五，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第六，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第七，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第八，是使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第九，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在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和确定的基本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胡锦涛指出，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具体、系统科学、与时俱进地认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进步。
历史证明，当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判断、把握基本国情，并据此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前进；当中国共产党人错误判断、把握基本国情，并据此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2]杨熙曼:《陈独秀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陈独秀研究网，2008年6月3日。
[3][4]李永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情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8月17日。
[5]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新华网，2004年6月15日。
[6]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中国青年网，2009年4月21日。
[7]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陈独秀。
[8]李大钊:《土地与农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李大钊。
[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人民网，2002年3月4日。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77页。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