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进军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5年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甘肃的GDP产出达到5020亿元,人均GDP已经迈过3000美元大关,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450亿元,甘肃经济社会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迈上了高位增长的平台,驶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标志着我省经济已经具备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看,这个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是一个非常关键和特殊的阶段。省委、省政府面对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阶段与新的历史机遇,提出要抢抓国内外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机遇与国家宏观政策利好甘肃所带来的政策机遇,全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的转型跨越发展。
但当我们把甘肃放在全国,甚至是西部抑或是西北的坐标中来对比,我们又倍感压力。“十五”末,我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4%。“十一五”末,我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3%。与全国相比,在生产总值比重下降0.01%的同时,经济年均增速也由“十五”的快于全国0.7%,变成了“十一五”慢于全国0.06%。仔细分析,我们还发现,这些年来我省多项重要经济指标都处在全国倒数第一或第二的位置,2010年主要经济指标都在西部各省平均水平以下。如果不加快发展,甘肃与全国及周边地区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甚至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这将极大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严重制约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深入分析可知,我省发展滞后与发展粗放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发展滞后往往诱发不顾客观条件的赶超和急于求成,使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固化;粗放发展导致的低效益、低水平、高耗能、高污染又进一步加剧落后。造成甘肃发展滞后和发展粗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与全国同质性的一面,但更多的反映了甘肃自身的特征。一是甘肃地处西部内陆地区,既不沿边,也不沿海,更不是国家重点开发区,发展的区域位势、政策位势、要素位势、市场位势等均不占优;二是自然条件严酷,发展的基础条件差,贫困人口多;三是甘肃发展的根基是“一五”时期的16项重点工程和“三线”建设的142户搬迁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从项目规模、资金投入、人力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上都没有相当的拓展,发展的空间相对狭窄;四是旧的投资管理体制和地域分工思想导向带来的严重偏差。甘肃民间资本薄弱,发展主要靠国家投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分强调东西部地区在产业上的垂直分工,西部省区主要以原材料供给区出现,导致了产业单一、产品加工程度低、产业价值链过短,人为地将产业协作链条甩到了沿海地区,“断裂”和“阻隔”了一些本可以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客观地讲,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一直是主要靠资源、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中央政策的扶持,造成资源消耗大、效率低、环境保护成本高,以及“等靠要”意识强,观念陈旧,从而缺乏增长和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五是体制僵化与政策的不配套、不协调、不连贯。这是甘肃发展滞后和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改革相对滞后,计划经济惯性大,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公有制和国有制、国有企业比重过高,非公有制发展严重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强劲动力;产业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严重,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明显滞后,二元经济结构突出;抓政策机遇意识差,等等。因此,要把转型跨越作为解决我省诸多矛盾问题的根本举措,作为加快甘肃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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