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卫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胜利，都可以归结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因。在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然伴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两者是内在的统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涵义和指向有所不同，但却又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既相联系，又有着区别。辨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的认识。
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稍微早一些。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这一论述明确表述了“中国化”的意思。刘少奇在党的七大阐释毛泽东思想时正式使用了“中国化”的概念。他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2]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始终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传统。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显示了思想的一脉相承。
“大众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当时一些革命文化工作者提出“大众文学”的概念，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艾思奇提出的“大众哲学”也是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尝试经济学的“大众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结合日常生活来介绍经济学知识的文章。限于当时的环境，这些普及性的宣传虽然形式上没有直接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意思已经包含在里面。1939年，毛泽东揭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向全党提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1963年，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这里所说的“群众化”与大众化是同义的。党执政实践中，大力普及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和全国开展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活动，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虽然提出的时间有前后之别，但其实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从联系上看，这两个概念的主题词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和“大众化”两个概念共同的内涵。在理论特性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付诸于实践才能实现其理论价值。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面向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离开大众化就不可能中国化。从实践过程看，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范围，它的整个过程就表现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接受。就这层意思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与“大众化”是有机的统一，符合科学的东西才可能普及，而普及的东西必然是具有科学性的东西。“中国化”离不开“大众化”，离开“大众化”讲“中国化”，是不彻底的。同时，“大众化”内含在“中国化”之中，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混淆等同。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涵义不同。“中国化”的涵义侧重在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成为实践的指南。“大众化”侧重在理论与人们思想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成为大众行动的思想武器。第二，指向不同。“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任务，它所解决的问题是运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及怎样运用这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思想依据。“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链接社会的任务，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党内外成员消化和接受自己所形成的理论，从而为形成思想的共识和行动的一致奠定基础。第三，取向不同。“中国化”表现的是科学的取向。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产生效能，必须基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大众化”表现的是宣传的取向。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人民群众中产生认同效应，必须通过宣传来普及。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5]揭示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转化。“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的联系表明，“中国化”与“大众化”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区别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等于“大众化”，实现了“中国化”以后还有一个“大众化”的任务。
二、“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
“中国化”的内涵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这个内涵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就已经开始，“中国化”概念明确起来是在实践之后，反映的是党对自身实践规律把握有一个过程，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它不仅在组织上对当时的共产国际有很大的依赖性，而且在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基本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样板，没有考虑具体国情，没有体现中国特色。1927年，由于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的实践出现了历史的拐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的中心转向农村，开始探寻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样板的道路，党内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思想分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党内盛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左”倾思想，使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危害充分暴露出来。其结果是，在实践上导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工农红军力量的削弱，理论上则引发了党对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思考。毛泽东在1929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最先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出“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问题，指出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6]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鲜明地批判“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错误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通过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反省，“中国化”意识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日益强烈，从30年代后期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到40年代初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成为这段时期党内思想斗争的主题，毛泽东后来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提出的”。[8]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随着这个主题的深化而确立起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成为确定不移的信念。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10]，“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9]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胡锦涛同志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党的几代中央领导人的这些思想，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态度的连贯性。
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价值。但是，这样的普遍价值又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实现的，离开特殊环境，普遍价值就失去了实现的载体。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理论的实践性，实践性是理论功能的特征，实践有了理论的指导才可能避免盲目性。但这样认识问题还不行，完整地说，科学理论的指导才是正确开展实践的保障。因此，作为实践主体的人需要用科学的理论加以武装。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科学和普及两种取向的逻辑关系决定了首先要实现“中国化”，其次才是“大众化”，“大众化”建立在“中国化”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最先走的不是中国化的路径，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知识和结论僵硬地与中国实际对号入座，硬生生地将充满激情的革命斗争引入错误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血的教训下，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为它的科学取向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才转向了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头脑的普及取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率先树立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再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薪火代代相传。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不断取得胜利，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遇曲折乃至失败。这一正一反的历史规律显示着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科学取向的极端重要性，一旦失却科学的取向，就会将实践引向错误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也就必然遭遇失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前提。
三、“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理论的功能在于武装人民群众，认为理论只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才能转变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功能的转化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不是目的，“中国化”是为了“大众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如何建构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使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力量的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以大众化为方向。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这一观点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一是面向实践，二是面向大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转换，才具有其实际的意义。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落脚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运动。任何理论都是高度抽象的东西，在形态学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思想符号。思想家或研究者发明某种理论，不是凭空萌发于头脑的主观产物，而是基于实践思考形成理性认识的结果。因此，理论只有实现向实践的转化，才能证明或者说体现它的价值。任何理论不能通过自身来证明其真理性，这个理论也不能通过别的理论来证明其正确性。实践是理论转化的重要环节。这里说的实践，应当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行为学上的实践，就是指开展各种与生产活动有关的实践；一层是组织学上的实践，就是与政治动员有关的实践。平常我们讲得较多的是第一个层面上的实践，这个实践很重要，主要突出的是将形成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中去。第二个层面上的实践重视不够，其实，这个实践也很重要，主要突出的是以理论武装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显然，没有第二个层面上的实践，第一个层面上的实践是难以实施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命题。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开展政治动员的实践内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动，只有当它转化为大众化的成果才算真正完成。
第二，理论与群众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社会的最明显特征是秩序性，任何社会任何制度形态下，人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存在于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就是秩序社会。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作规导，缺乏理论的共识，社会秩序难以保障，人民群众也就容易陷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迷失。因此，必须看到，人民群众存在着理论的现实需求。诚然，就社会分工而言，研究理论是一项少数人的或者说是一种职业群体的事情，理论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东西，理论也不是一种操作层面上的对策和具体的建议。我们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国13亿人都成为理论家，但是，人民群众确实又需要某种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学习理论，势必思想空虚，精神贫乏，是非不辨，方向不明”。在理论与群众的关系上，需要说明一层道理，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理论，而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去满足人民群众对理论的需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求的是理论的科学性，其着眼点必须放在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大众化。
第三，实践与群众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检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中，实践与群众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离开人民群众也就无所谓社会实践。因此，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民群众在真理标准的检验中具有重要地位。实践出真知，是因为它展现和凝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群众观相统一的立场，体现了其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价值取向。胡锦涛同志指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理论创新的目的”。这一论述，将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践紧密相联系，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效取决于它对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程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硕果，向社会和人民普及这一硕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336页。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85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湖南日报:新媒体环境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着力点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