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翰：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

    二、党提出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历程

    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作为完整的时代课题虽然现在才提出来，但是我们党在为实现历史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打造并形成这一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个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实质，对于我们回答好这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一成立就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即两大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党在为实现两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遇到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思想文化这三个重要问题。当然，由于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和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不同，从而正确解决这三个“如何对待”问题的轻重缓急也不尽相同。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能完成党的第一大历史使命的。1921年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开始了民族独立和复兴道路的探索进程。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和 “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把革命成果损失殆尽，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再次强调：“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学风属于思想路线范畴的话，那么他提出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则属于文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与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相适应的话语体系。

    邓小平也很重视提倡与正确思想路线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还存在的由于思想僵化带来不好文风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江泽民既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强调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他指出：“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页）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国外，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学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04年5月29日第1版）2004年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党中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重要使命，再次提出了打造并形成中国话语体系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三、全面把握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实质

    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正确解决三个“如何对待”。如前所述，我们党正确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终于形成了今天成熟而又正确的认识。我们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与正确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情形类似，正确解决其他两个“如何对待”也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

    1.从党自身的认识看，“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延安时期是党告别幼年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党能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同上书，第708页）此前，毛泽东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同上书，第533页）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存在于党内一些同志身上的不良倾向，即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还是漆黑一团”。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代表了当时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虽然受到干扰，但从总体上看基本坚持了正确的认识。随着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尤其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把孔夫子视为复辟封建主义的总代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