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防范醉酒驾驶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1）增加难度。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下的行为人是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如果增大其实施行为的难度，必将影响其行动的决定。醉酒驾驶屡禁不止，不仅仅与惩罚的力度有关，也和行为人实施醉驾行为的难易程度有因果关系。将酒吧等容易产生醉酒效果的地段设置成为步行街区、减少车位提供的数量、进入饮酒区域的人将车钥匙存放在入口处等，通过进行物理状况的限制，减少醉酒驾车发生的几率。
（2）提升风险。官方监控，包括警察、安保人员等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对于潜在的行为者的一种威慑。[37]有学者的报告指出，在澳大利亚实行的随机呼吸测试将由醉驾引起的致命交通肇事减少超高1／3，这种下降的趋势由于随机呼吸测试的持续有力的执行而得以延续。[38]香港政府的有关报道也表明实施随机呼气测试后，与酒后驾驶有关的交通意外大幅减少，[39]监控的作用在醉酒驾驶的行为抑制上不仅能够给那些接受监控的司机们以强大的心理牵制，也能给那些警力并不充足或者监控设施还没有完成配套的地区同样带来一种扩散的预防效果。
相较官方监控，雇员监控也能达到预防醉酒驾驶的目的。雇员负有一定监视在其工作领域内发生的行为，这与情境预防理论中的防卫空间概念不谋而合。而新技术，尤其是闭路监控设施的大量使用，使得雇员监控变得更为有效。在醉酒驾驶的问题上，雇员是最有可能也是最能快速地判断顾客是否有醉驾可能性的人，也是可以第一时间给予行为者以提示与警告的，在官方监控失灵的场所，雇员监控有着发挥更广泛作用的可能性，但雇员监控有可能产生涉及顾客隐私的情况应值得注意。更多的时候，这种监控只可应用于相对于私密空间而言的公众场所。
与前两种涉及人为监控的手段不同，自然监控关注的是各种物件的设置所带来的预防效果。在美国，客货司机的卡车后部与出租车司机的身份证牌被贴上了“我驾驶的如何”的贴花并在旁边附上了投诉电话。[40]在当下的中国，在醉酒驾驶的问题上，此种办法也值得借鉴。
（3）减少收益。酗酒的习惯，是醉酒驾驶频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酗酒和犯罪之间，尤其是和侵犯他人的犯罪之间，确实有一种因果联系，这是公认的事实”。[41]（p438—439）虽然对于酗酒这种造成醉驾的诱因的控制通过立法的手段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而历史上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一种道德上予以谴责的恶习颁布法律进行惩治，有时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负面作用。对于诱因的去除，还是应该限制在情境预防理论下特殊时空的预防策略，如可以通过对于城市某一交通易发事故地段的酒吧与饭店进行调整与重新规划，减少烟酒销售。
（4）消除借口。相比那些想要建立长期的公民守法信念的预防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下的各种方法只是想要激发起行为人在实施特定的行为时的道德感。前文所述在澳大利亚实施的随机呼吸测试，为了使其效力得以延续，诸如在公路边设立的“真正的好朋友不让同伴醉酒驾驶”的标语，起到了加强的作用。[42]运用大众传媒的手段进行宣传也是值得关注的。
控制依赖物的情境预防法，常被用于酒驾，装备在汽车中的酒精点火装置就是其中一种，他的安装主要在于预防那些曾经有过醉驾前科的人，使其再次醉酒时并不能发动汽车。[43]只销售桶装酒而延长取酒的时间以降低饮酒量，“比起摆放在冰箱中一瓶瓶的酒，20个人排队去桶装饮酒处取酒，你摄取的酒精肯定要减少。”[44]各种限制饮酒的方式被广泛应用，瑞典甚至实施了在周六彻底关闭售酒商铺的措施，[45]连同倡导负责任饮酒的宣传，努力消除那些醉酒驾驶可能的借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这样的认识来源于扩散理论。此犯罪预防理论认为，对于一种特定犯罪或者一个特定地区运用情境犯罪预防模式，不仅会显著提高特定犯罪或者特定地区犯罪预防的功效，更会超越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以及特定的犯罪而扩散到更大范围，产生更多的预防好处，参见Clarke and D．Weisburd，Diffusion of Crime Control Benefits：Observations on the Reverse of Displacement，In：R．V．Clarke（ed．），Crime Prevention Studies，Vol．2，Monsey，NY：Criminal Justice Press，1994，p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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