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当代中国问题而形成的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也是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解答当代中国问题，必然要涉及当今世界问题。因而，这套话语体系也包括对世界相关问题及合理走向的总体认识。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既表明这套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基和理论本源的，也表明这套话语体系在本质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是在解答人类社会历史问题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列宁主义。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经列宁丰富和发展了的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列宁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不讲列宁主义，不仅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的产生，是顺应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了探索解答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所衍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人类社会在通过资本主义方式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过程中，相继产生了两个社会群体：一个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少数群体，即“资本群体”；还有一个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多数群体，即“劳动群体”。前一个群体被称为资本家阶级或资产阶级；后一个群体被称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资本群体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发展的空间，而劳动群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权利和条件，反而受到了资本群体的剥削和压迫。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对立。怎样才能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实现人与社会的彻底解放，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便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回应历史发展提出的这一新课题。实现人与社会的解放，首先要使劳动群体获得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探索实现劳动群体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围绕解答这样一个历史大课题展开的。由此也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伊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把握的两个本质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面对资本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思路或救世方案。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更多的是进行了道德谴责；对未来社会的走向，更多的是作了价值判断。这种道德谴责和价值判断，有助于促使劳动群体的觉醒，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他们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首先创立了分析和解答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P502）。有了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解答人类社会的问题就有了超越前人的基础和条件。他们运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揭示了生产力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转化的基本条件，而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造成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把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又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彻底弄清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2］（P460）。这样，马克思不仅“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进一步“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P601）。他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他同时还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P8）依据这样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把劳动群体的解放问题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认识，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去分析，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不仅充分论证了劳动群体解放的历史必然性，还充分揭示了劳动群体解放的基本条件和途径。恩格斯明确提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2］（P566）；而社会主义就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2］（P54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52，53）。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并为人们继续认识和解答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体系才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自身的解放、进而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推进者。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发展出现许多新情况，也面临许多新问题。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带向了世界，使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也产生了“工业较发达国家所显示的景象”。而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战争，又把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以新的实践为基础，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及政党建设的新理论，并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权，进而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和思考，进一步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新国度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尤其是列宁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革命后超越”的思想及其在俄国的实践，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也使其更贴近了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需要，对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在解答人类历史问题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在解答人类历史问题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其科学性，就在于它是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他们始终都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补充和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如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方式问题上，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在社会改造的进程问题上，他们的思想认识都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明确要求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他们提出的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P5）。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P562）他同时也告诫人们，如果认为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那是一种误解。列宁也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P274－275）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脉多传的。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都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它所解决的从实现劳动群体解放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具体转化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这两个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任务，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而实现的卓有成效的两次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经验性的认识，这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7］（P534）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8］（P281）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P291）。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