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海思想理论界10位青年博士从各自学术研究视角出发对这一重要讲话作出解读，今天分别发表于《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
■刘建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坚持不懈的探索进程中构建起来的。90多年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实践特色是我党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实践标准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衡量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欧美发达国家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迥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就是通过塑造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动力机制、结构形态、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得以体现的。以上要素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实践过程和实践成果。如果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国实践特色的背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色只有在中国革命和发展成果的巩固与共享中才能一以贯之得以体现。
理论特色是我党摆脱教条主义、勇于创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摆脱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处于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指导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蕴含着对现代化动力的新一轮开发、对现代化道路的新一轮探索以及对现代化目标的新一轮提升。我党在坚持指导思想连贯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进程中，既保持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连贯性，又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特色使得中国拥有了指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价值资源和思想资源。
民族特色是我党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表明她包含着坚强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明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与一致性。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规约，也不能以彻底否定其赖以存在的文明传统作为代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秉承的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就是对传统文明之积极因素的开掘和发展。其次，我党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民族利益为基石，以民族复兴为依归，使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彰显与捍卫，这是我党现代使命赖以存在的文化之根和民族之根。
时代特色是我党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在一个封闭体系中推进的。在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态势中，我党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在一种开放性的观念体系和思维体系中，正确把握历史的基本走向，通过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顺应时代潮流，在一种面向全球的大格局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是连为一体、互为参照、相互支撑的。实践特色是根本，理论特色是指导，民族特色是依归，时代特色是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科学阐述，确立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走向、动力和形态，这是我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四大特色”的系统阐释。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有效实现科学发展
■刘社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受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影响，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经济质量与效益不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但是，在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复苏、欧债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背景下，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并在科学发展中解决所有问题。
为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首先有必要正视我国经济步入下行区间的事实，不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真正摒弃唯GDP的发展观，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放到提高质量与效益上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周期进入下行区间、外需急剧下降、投资边际效率递减、产业能级提升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属于必然，不必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需要重点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进一步扩大消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忌步入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
其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持续健全完善全社会创新环境，努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以制度创新带动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切实提升科学技术能力，通过全面创新激发经济发展能量，更好地发挥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与管理创新推动经济科学发展。
再次，深入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效平衡投资消费关系，切实防止产能过剩，着重调整投资重点，不断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加大民生与基础设施投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妥善处理外需与内需的关系，重点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有效提升产业结构能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制造业能级，有效推进先进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有效发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积极应对世界新一轮产业转移，在世界产业转移过程中把握机遇，占领先机。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深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着力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基础上，加快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
此外，要进一步全面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顶层设计，在健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上，主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推进市场体系尤其是要素市场体系发育，协调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合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科学推进城镇化，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构建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不断增强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切实推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作者：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吴新文
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是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申和进一步深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要前提，是确立并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意义非常深远。
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体认，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已有文化优缺点的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以及对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则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确认、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所具有的文化优势的充分肯定、对外来文化的开放胸襟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坚定信念。一个文化共同体只有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避免在文化问题上的简单、偏执和极端态度，才能摆脱文化和精神上的游离无根或单纯依附的状态，达到文化上的健康和成熟。缺乏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文化建设没有主心骨和精气神，而且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也会缺乏原动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对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中国很长时间一直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自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频繁入侵和西方文化的高压态势，一部分国人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信、从容心态。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要么陷入妄自菲薄的文化虚无主义，要么陷入妄自尊大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上，那种相信“月亮总是西方的圆”的全盘西化论曾经颇为流行，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种视西方文化为“他者”甚至异端，进而拒斥西方文化精神的盲目排外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上述不良文化心态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有所表现，在一定时期还得到了某种强化。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首先要求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必须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但也必须承认，中华文化也有自己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存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精华与糟粕并存，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当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需要。因此，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要求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采取理性、客观的态度。西方文化尽管存在着地域、民族和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地方还潜藏着一些腐朽、颓废和虚假的因素，但也包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很多优秀成果和文化建设的积极经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既没有必要视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加以盲目排斥和贬低，也没有必要“言必称西方”，崇洋媚外，奉西方人提出的标准和价值为圭臬，而应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于我们的方面，在世界上展现当代中国更加自信、开放的文化姿态。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特别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使命的认识，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相信自己的文化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表现出了进取、开放的文化姿态，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对21世纪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信心和能力，同时也有责任，领导中国人民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真正创造一种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者：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生态文明建设：生产生活方式的战略变革
■陶希东
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这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真谛认识的深化，又是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决定和反映人类发展水平和现代文明程度的一个核心要素。从远古的采集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不断开发、利用、保护的一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史。生态环境作为宇宙的自然产物，具有自身内在的完整性、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且，人类与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有机统一整体，对人类所有不合乎自然规律的不良行为，自然界必将通过内在机制加以表现和反馈。对此，老子早在几千年前就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阐释。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们走的是一条以掠夺自然、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虽然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巨大规模的GDP总量和不计其数的钢筋水泥式城市聚落，但我们发现，经济是富裕了，但人类离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没有污染的食品、舒适的居所等越来越远，并且经常受到干旱、荒漠化、洪水、飓风等天灾的威胁。可以说，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美好幸福生活，尤其是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水体污染等生态危机，给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敲响了警钟。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思想，正是总结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任务。其内涵，就是未来的科学发展必须选择以下战略：一是生态理念更新战略，即树立并推行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使其成为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二是生产方式革新战略，即全面推行清洁生产方式。清洁生产是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其实质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为此，首先，出台清洁生产的引导政策体系，加大投入，鼓励和引导传统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服务。其次，按照产业链、价值链、产品链的原理，以产业集群为基础规划循环型工业园区，提高废物“三化”水平。再次，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全面推进低碳产业发展，从源头上防止污染的产生。第四，建立覆盖各行业、各领域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体系，改变传统的末端治理做法。最后，全面建立所有行业的废品集中回收体系，提高废品再利用水平。三是生活方式调适与变革战略，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调适和改变人们过度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促使形成低碳、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塑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型生存模式。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的重大变化
■刘功润
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党自身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不落空”的关键，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永葆生机的奥妙所在。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是对我们党自身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新的科学判断。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历来注重审时度势、调适自身，从而不断在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上实行与新情况、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转变与改进。毫无疑问，党自身的“重大变化”、“外部风险”和“突出问题”，应该成为新时期“有的放矢”推进党建工作的立足点和方向标。“重大变化”首先是历史方位的变化。“辨方位而正则”。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认清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我们党今天面临的所有挑战和考验，说到底是能不能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能不能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其次，执政条件以及执政环境的改变要求我们党必须顺势而为，面对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我们党已经是一个走过风雨兼程90余年并成功执政60多载的成熟的党，但与此同时，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这些执政生态的变化使得应对执政风险成为党“绕不过”的现实考题。比如：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党内民主不健全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精神懈怠伴随官僚主义盛行，为政不廉带来腐败变质等等。这些不良思潮和动向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再则，党员队伍组成结构的变化使得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日趋紧要。一方面，我们8000多万党员客观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管理和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必须通过先进性建设来应对一些党员素质“群众化”的趋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党员开始追逐个体利益，有的私营业主也发展入了党，同时党内出现利益多元化，有的党员成为富翁，有的党员下岗待业，如何在多重变化中坚守本色，成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题中要义。
今日之中国，并不因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渗透侵袭等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只有切实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只有多从大局和政治上看问题、想问题，才能不被表象所迷惑，不为传言和谣言所动摇，才能心无旁骛地守住阵地、发展事业。
当前，党员、干部队伍确实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中之要害，在于党的意识的淡漠。一些党员干部，党的意识严重淡漠，平时“隐姓埋名”，看不出来、站不出来，更遑论“豁得出去”；有的只关心自己做什么官、什么级别，却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有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讲原则，听谣、信谣、传谣，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有悖于党的组织纪律的言论；有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党的形象。
忧党彰显清醒，尤须积极作为。也正基于此，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解放报业集团《支部生活》杂志社编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