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异质性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架构在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转换上，马克思施加了巨大的理论影响。对此，沃特·卡尔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在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不是他在其学术生涯早期采用这一概念来对某些观念尤其是对关于这些观念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加以严厉批评的话，今天就可能不会有这种历史为我们提供帮助，或者至少说，这段历史将会毫无疑问地与它的现状大相径庭。因为正是他出类拔萃地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引入到知识界的辩论和政治分析的主流中，因而使之传播开来，从那时起无论它的名称如何变化，在观念与信仰的市场上，它从来没有失去过它的交换价值。”
就概念而言，马克思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接纳和对其虚假性的指控，更在于他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此概念所涵盖的丰富具体性，而这种具体性恰恰源自于马克思透视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视域”。在历史征途中，将社会存在的秉性与时代精神不断地装入自己的行囊，这个比喻可以用在“意识形态”概念演化上，“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增重而前行的概念。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概念演化史的上述特点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前文“幽灵式出场”部分，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观感：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跃迁以及概念透视场景的不断替换，“意识形态”概念的规定性日益由“抽象”上升为“具体”，这种由多样性规定所形成的“具体”表现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不断地发生质性裂变，它不再局限于对观念之真假的辨识与追寻，而更注重于观念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它特别强调：对‘真实’利益的重视是人类活动的主流，而所谓理想和信条，其实是一些个人或集团——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增加他们自己的‘物质的’、‘真实的’利益而设计来愚民的，要不然就是神志不清或发狂的人的一种幻想。” 马克思不仅实现了“意识形态”由古典意义向现代意义的转换，而且使其成为一个极具“张力性”的概念：“意识形态”或者是一条肮脏的河流，或者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结构性要素，抑或来自于市场的一种无意识幻象。
由此可见，弄清楚马克思探讨意识形态的多样化语境或“异质性视域”，对于澄清意识形态的不同内涵极为关键。除上文提到的有关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自我意识、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乔·拉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生语境或分析框架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指认。乔·拉兰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它延伸到1844年。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一篇哲学争论文章，评论的重点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第二阶段始于1845年与费尔巴哈的决裂，并持续至1857年。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详尽阐述了他们研究社会与历史的一般性前提，并断然放弃了第一阶段趋向于费尔巴哈的取向。”“第三阶段始于1858年《大纲》的写作，其特点是具体地分析了先进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在《资本论》中达到了顶点。” 乔·拉兰在这里强调的是理论分析的“时间原则”，即历时性地把握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与此不同，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两次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说明了他自己的观念：“他先是把它们作为综合分析的原则加以提出（在《宣言》中针对的是全球形势，1859年《序言》中针对的是社会形态的结构）。他的这些观念从而随处可见——并且见之于它们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是解释全球性现实的工具。但是当他把它们放在一个由这种全球化现实所决定和限定的立场时——用1859年《序言》的那个提法，把它们放在‘人们借以意识到［阶级］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时——马克思的观念就换上了第二副面孔。于是，通过把他的这些观念放在一个由社会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的）立场上，马克思不再把它们看做对既定整体的解释原则，而是只从它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这方面来看待它们。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也改变了它们的形式：它们从‘理论形式’转化成‘意识形态的形式’。” 阿尔都塞在这里遵循的是理论分析的“空间原则”或“结构主义”，即在“全球化现实”以及“社会形态的结构”内共时性地把握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内涵。
综合地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包括其理论的未来进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其一，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在对宗教异化与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虚假的意识，并以认知发生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神秘化与异化的缘由、特点与机制。马克思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失足，其理论上的考察和批判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二，马克思在社会形态的结构框架内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联中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权力、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型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学解读。在政治社会学层面上，围绕着统治权问题，马克思主要考察和批判了各式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在《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部分，可以看到这种系统的概要式阐发。其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以及相关经济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弊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各种经济样式——经济领域内的各种拜物现象，进而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在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
总之，在这些异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个案分析，同时还绘制了一幅通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图。据此而言，马克思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识形态概念和一个颇具理论统摄力的意识形态分析架构。
注释：
① 这里重点探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关于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只是附带提及。对于恩格斯而言，这可能有失公平，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观主要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日本学者广松涉认为后者主要出自恩格斯之手（“第一小提琴手”）。对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专题性研究，看来是一个稳妥的补偿办法。
②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651—652页, 第861页, 第11页, 第189—190页, 第236页。
⑦ \[英\]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3—74页。
⑧⑨ 谭好哲《从特拉西到拿破仑》，参见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460页。
Walter Carlsnaes,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Greenwood Press， 1981, p.44, p.26.
（作者：戈士国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