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多是或从吸取教训的角度去阐述两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或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去揭示两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或从应对策略的角度去探讨处理两制关系的方式和方法。实际上，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社会主义首先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现实，则孕育了一个“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两制博弈的自觉性”辩证统一的矛盾。深入研究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全面认识“两制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制定有效处理“两制关系”的战略和策略，对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途夭折：“两制并存”的自发性
“两制并存”的自发性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基础，即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资本主义“中途夭折”的结果；另一方面源自于苏联东欧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未能科学定位社会发展阶段，盲目向社会主义过渡，尔后进行的改革又严重脱离实际，致使社会主义事业“中途夭折”。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超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规，并且又都是在自发状态下发生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两者是纵向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的尖锐，爆发革命将不可避免。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测这种革命将首先“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尽管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的考察，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相互补充，而是自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逐渐趋向解体，俄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但俄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革命手段的冲击震撼封建关系，而是通过封建统治阶级一步一步地让步和改良，促进资本主义成分逐步壮大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在经济上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在政治上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张势力，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浪潮，各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先后爆发了1898年西美战争、1899—1902年英布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这些局部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以及各国军费的增长，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不仅破坏了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导致了更加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各交战国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在战争中相互残杀，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削弱了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使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成了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和突破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局势，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②的论断，并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应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为东方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斗争带来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但由于十月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所阐述的前提条件不同，十月革命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③，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夭折的结果。遗憾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俄国对这种自发性的特点缺乏正确认识，而且世界资本主义更不甘心接受与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状态，并相继掀起了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武装围攻，“两制关系”一度陷入刀光剑影的拼杀状态。苏维埃俄国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式的“直接过渡”。虽然后来列宁认识到了“直接过渡”的缺陷，于1921年及时地由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式的“迂回过渡”，但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斯大林很快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重复了“直接过渡”的老路，并于1936年匆忙地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社会制度。④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进一步宣称，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更可悲的是，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历时30多年，相继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善”论，但都未能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方位作出准确的判断。
不仅如此，从外部环境来看，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围剿；二战后的苏联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遏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恶劣的国际环境加上战后斯大林推行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⑤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加剧了“两制关系”的对立。从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提出的“三和路线”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改善与西方关系中丧失自我，在自我改革中否定自我。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党亡政息，社会主义事业“中途夭折”。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痛心地指出：“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⑥
二、和而不同：两制博弈的自觉性
“两制博弈”的自觉性主要源自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客观上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冷战时期两制关系“零和并存”的遗产、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促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深刻地认识到：不改革开放、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交往就没有出路，而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自我毁灭，“和而不同”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与俄国情况相似，也是本国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必然，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一种历史性跨越，并共同经历了“两制并存”自发性的苦难。不同的是，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上了与西方一体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在加速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体制的崩溃和苏联解体；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可控的转型”，在自觉自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曾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很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令世界瞩目，是因为它吸取了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自主改革、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学会了用世界的语言来与国际社会对话，克服了文化的差异，并由此破解了一系列难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彻底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有效契合了全球化进程，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双赢策略，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和而不同”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作为处理“两制关系”的原则是针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上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围堵中国论”、“中国责任论”的喧嚣而提出来的。2002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阐述了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他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⑧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各种矛盾凸显。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借鉴，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还是消除贫困、保护环境，都需要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来解决有关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就中美两国来说，“和而不同”，就是不仅要在共同利益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还要化解分歧，而这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也就是说，中国尊重美国的制度模式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但我们也不讳言两国之间的差别。2003年12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题为“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应坚持“互利共赢”、“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等五项原则。
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导下，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在经贸、能源、环境、反恐、执法、人文等领域展开了广泛务实合作，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了密切沟通和协调。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的30年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118倍。⑨仅过去十年中，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就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支出逾6000亿美元，面广量大的进口需求则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⑩不仅如此，中美经贸合作巨大的体量与潜能使其不仅广泛造福于两国民众，同时也使全球经济日益融合为紧密的一体。有研究表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垂直专门化比率（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占出口品价值的比率）已经快速攀升至约1/4（高于全部出口产品），这其中，来自日本、韩国的中间品贡献度就约达1/3，由此反映出中国的对美出口高度依托于以中国为基地，中、日、韩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
三、从“零和并存”到“双赢共处”：“两制博弈”的历史启示
纵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博弈”由“零和并存”的自发性向“双赢共处”的自觉性的转变过程，这其中既有“两制”本质对立的客观因素，也有“零和”思维的主观原因；既蕴涵着“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也孕育了“两制博弈”的自觉性。这一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自发转向自觉、历史走向现实、特殊趋向必然的自然进程，具有复杂性和反复性。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科学把握。
其一，客观分析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厘清“两制博弈”的“零和并存”与“双赢共处”的历史原因与时代背景，在摒弃“零和”思维的同时，防止陷入国际合作的温柔陷阱。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并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夭折。如果说历史上“两制关系”的“零和博弈”有其特殊原因和时代局限的话，那么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如果再抱守“零和”的冷战思维，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冷战结束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都相继摒弃了“零和”思维，认识到了“双赢共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提出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方法原则，作为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与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伙伴关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美无论在促进亚太地区合作方面还是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无论在扩大经贸领域合作方面还是在加强新能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等新领域合作方面，无论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还是在应对自然灾害、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方面，双方开展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对此，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月17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出发，排除干扰，应对挑战，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一是要加强对话和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二是要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发展，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坚持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三是要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妥善处理彼此重大关切；四是要不断扩大两国利益交汇点，使中美两国在更广领域成为合作伙伴。但毋庸否认，中美两国之间仍存在一些分歧和敏感问题，“零和”思维的阴魂依然没有彻底消散。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一些发达国家的官员和学者甚至提出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与汇率等问题挂钩，一些媒体也在炒作“货币战”，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等等。所有这些无疑仍是“零和”的冷战思维在作怪。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其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努力掌握有效处理“两制关系”的主动权，大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把这种历史必然性变成现实性的问题，其关键是努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有效把握处理“两制关系”的主动权。
在“两制关系”史上，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掌握着主动权，无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呼吁和平共处，强势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咄咄逼人。冷战结束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尽享冷战结束之红利，并且打着“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加速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于国际社会。由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这一轮力量扩展达到顶峰。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不可抗拒，伊拉克战争的挫折标志着美国此轮力量扩展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美国的相对力量优势开始下降。客观上分析，金融危机扩大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主动权，以致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以及副财长麦考米克等高官相继发表言论，极为罕见地力赞中国在全球救市行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明显意识到救市离不开中国，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美战略关系，使之前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中国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当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化，不仅是由于美国相对优势的衰弱，更重要的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在2008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一个转换中的世界》报告中指出，自二战后持续至今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土崩瓦解，国际局势可能出现动荡。该报告预测到2025年，八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虽然美国仍维持着相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作为多极化时代的新兴大国，在影响力方面将和美国展开竞争。2008年11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的集体亮相和发声，使世界舞台上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中国此次跻身于“世界领导层”之后，其国际地位实现了大幅度跃升；但是，作为“世界领导层”的后起之秀，中国与当今唯一超强的美国如何相处，仍然是需耗费心思的首要外交课题。对此，中国采取了谨慎、务实的外交政策，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定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抓住自己能够抓住的机遇，趋利避害，发展自己，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三，充分认识“双赢共处”的时代特点，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优良环境。如前所述，在“两制关系”的历史上，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的弱势，决定了其对外关系的被动地位，即使有着“双赢共处”的主观愿望，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配合也难以实现这一愿望。例如：近20年来，中美军事交流发生的五次中断（1989年、1996年、1999年、2001年、2008年）均由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所致。众所周知，军事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敏感和最具“风向标”特征的关系。军事问题专家彭光谦认为，中美军事交往的热度能持续多久，并不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美国。对发展中美正常的军事关系，中国有最大的诚意。问题的症结不是中国挑战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偏见。我们需要努力争取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但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和平需要争取，和平需要保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要有应对危机、应对挑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充分认识霸权主义的危险性。
总之，在“两制关系”的交往中，任何“双赢共处”的机会都不可能从天而降，而需要双方共同去创造、去争取。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力对比的悬殊，“零和并存”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坚持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相互关系准则，就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722页。
③ 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 《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⑥ ［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⑦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
⑨ 蒋旭峰《君子和而不同 合作促进共赢》，载于2010年12月17日《中国证券报》。
⑩ 《中美互利福泽世界》，载于《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5、6期合刊。
（作者：陈海燕 作者单位：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