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零和并存”到“双赢共处”：“两制博弈”的历史启示
纵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博弈”由“零和并存”的自发性向“双赢共处”的自觉性的转变过程，这其中既有“两制”本质对立的客观因素，也有“零和”思维的主观原因；既蕴涵着“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也孕育了“两制博弈”的自觉性。这一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自发转向自觉、历史走向现实、特殊趋向必然的自然进程，具有复杂性和反复性。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科学把握。
其一，客观分析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厘清“两制博弈”的“零和并存”与“双赢共处”的历史原因与时代背景，在摒弃“零和”思维的同时，防止陷入国际合作的温柔陷阱。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并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夭折。如果说历史上“两制关系”的“零和博弈”有其特殊原因和时代局限的话，那么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如果再抱守“零和”的冷战思维，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冷战结束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都相继摒弃了“零和”思维，认识到了“双赢共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提出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方法原则，作为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与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伙伴关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美无论在促进亚太地区合作方面还是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无论在扩大经贸领域合作方面还是在加强新能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等新领域合作方面，无论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还是在应对自然灾害、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方面，双方开展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对此，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月17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出发，排除干扰，应对挑战，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一是要加强对话和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二是要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发展，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坚持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三是要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妥善处理彼此重大关切；四是要不断扩大两国利益交汇点，使中美两国在更广领域成为合作伙伴。但毋庸否认，中美两国之间仍存在一些分歧和敏感问题，“零和”思维的阴魂依然没有彻底消散。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一些发达国家的官员和学者甚至提出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与汇率等问题挂钩，一些媒体也在炒作“货币战”，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等等。所有这些无疑仍是“零和”的冷战思维在作怪。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其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努力掌握有效处理“两制关系”的主动权，大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把这种历史必然性变成现实性的问题，其关键是努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有效把握处理“两制关系”的主动权。
在“两制关系”史上，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掌握着主动权，无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呼吁和平共处，强势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咄咄逼人。冷战结束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尽享冷战结束之红利，并且打着“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加速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于国际社会。由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这一轮力量扩展达到顶峰。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不可抗拒，伊拉克战争的挫折标志着美国此轮力量扩展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美国的相对力量优势开始下降。客观上分析，金融危机扩大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主动权，以致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以及副财长麦考米克等高官相继发表言论，极为罕见地力赞中国在全球救市行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明显意识到救市离不开中国，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美战略关系，使之前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中国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当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化，不仅是由于美国相对优势的衰弱，更重要的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在2008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一个转换中的世界》报告中指出，自二战后持续至今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土崩瓦解，国际局势可能出现动荡。该报告预测到2025年，八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虽然美国仍维持着相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作为多极化时代的新兴大国，在影响力方面将和美国展开竞争。2008年11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的集体亮相和发声，使世界舞台上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中国此次跻身于“世界领导层”之后，其国际地位实现了大幅度跃升；但是，作为“世界领导层”的后起之秀，中国与当今唯一超强的美国如何相处，仍然是需耗费心思的首要外交课题。对此，中国采取了谨慎、务实的外交政策，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定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抓住自己能够抓住的机遇，趋利避害，发展自己，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三，充分认识“双赢共处”的时代特点，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优良环境。如前所述，在“两制关系”的历史上，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的弱势，决定了其对外关系的被动地位，即使有着“双赢共处”的主观愿望，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配合也难以实现这一愿望。例如：近20年来，中美军事交流发生的五次中断（1989年、1996年、1999年、2001年、2008年）均由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所致。众所周知，军事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敏感和最具“风向标”特征的关系。军事问题专家彭光谦认为，中美军事交往的热度能持续多久，并不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美国。对发展中美正常的军事关系，中国有最大的诚意。问题的症结不是中国挑战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偏见。我们需要努力争取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但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和平需要争取，和平需要保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要有应对危机、应对挑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充分认识霸权主义的危险性。
总之，在“两制关系”的交往中，任何“双赢共处”的机会都不可能从天而降，而需要双方共同去创造、去争取。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力对比的悬殊，“零和并存”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坚持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相互关系准则，就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722页。
③ 参见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 《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⑥ ［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⑦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
⑨ 蒋旭峰《君子和而不同 合作促进共赢》，载于2010年12月17日《中国证券报》。
⑩ 《中美互利福泽世界》，载于《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5、6期合刊。
（作者：陈海燕 作者单位：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