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而不同：两制博弈的自觉性
“两制博弈”的自觉性主要源自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客观上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冷战时期两制关系“零和并存”的遗产、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促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深刻地认识到：不改革开放、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交往就没有出路，而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自我毁灭，“和而不同”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与俄国情况相似，也是本国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必然，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一种历史性跨越，并共同经历了“两制并存”自发性的苦难。不同的是，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上了与西方一体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在加速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体制的崩溃和苏联解体；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可控的转型”，在自觉自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曾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很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令世界瞩目，是因为它吸取了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自主改革、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学会了用世界的语言来与国际社会对话，克服了文化的差异，并由此破解了一系列难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彻底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有效契合了全球化进程，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双赢策略，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和而不同”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作为处理“两制关系”的原则是针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上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围堵中国论”、“中国责任论”的喧嚣而提出来的。2002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阐述了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他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⑧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各种矛盾凸显。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借鉴，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还是消除贫困、保护环境，都需要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来解决有关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就中美两国来说，“和而不同”，就是不仅要在共同利益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还要化解分歧，而这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也就是说，中国尊重美国的制度模式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但我们也不讳言两国之间的差别。2003年12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题为“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应坚持“互利共赢”、“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等五项原则。
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导下，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在经贸、能源、环境、反恐、执法、人文等领域展开了广泛务实合作，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了密切沟通和协调。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的30年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118倍。⑨仅过去十年中，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就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支出逾6000亿美元，面广量大的进口需求则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⑩不仅如此，中美经贸合作巨大的体量与潜能使其不仅广泛造福于两国民众，同时也使全球经济日益融合为紧密的一体。有研究表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垂直专门化比率（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占出口品价值的比率）已经快速攀升至约1/4（高于全部出口产品），这其中，来自日本、韩国的中间品贡献度就约达1/3，由此反映出中国的对美出口高度依托于以中国为基地，中、日、韩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