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多是或从吸取教训的角度去阐述两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或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去揭示两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或从应对策略的角度去探讨处理两制关系的方式和方法。实际上，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社会主义首先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现实，则孕育了一个“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两制博弈的自觉性”辩证统一的矛盾。深入研究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全面认识“两制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制定有效处理“两制关系”的战略和策略，对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途夭折：“两制并存”的自发性
“两制并存”的自发性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基础，即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资本主义“中途夭折”的结果；另一方面源自于苏联东欧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未能科学定位社会发展阶段，盲目向社会主义过渡，尔后进行的改革又严重脱离实际，致使社会主义事业“中途夭折”。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超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规，并且又都是在自发状态下发生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两者是纵向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的尖锐，爆发革命将不可避免。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测这种革命将首先“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尽管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的考察，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相互补充，而是自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逐渐趋向解体，俄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但俄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革命手段的冲击震撼封建关系，而是通过封建统治阶级一步一步地让步和改良，促进资本主义成分逐步壮大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在经济上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在政治上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张势力，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浪潮，各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先后爆发了1898年西美战争、1899—1902年英布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这些局部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以及各国军费的增长，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不仅破坏了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导致了更加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各交战国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在战争中相互残杀，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削弱了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使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成了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和突破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局势，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②的论断，并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应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为东方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斗争带来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但由于十月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所阐述的前提条件不同，十月革命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③，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夭折的结果。遗憾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俄国对这种自发性的特点缺乏正确认识，而且世界资本主义更不甘心接受与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状态，并相继掀起了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武装围攻，“两制关系”一度陷入刀光剑影的拼杀状态。苏维埃俄国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式的“直接过渡”。虽然后来列宁认识到了“直接过渡”的缺陷，于1921年及时地由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式的“迂回过渡”，但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斯大林很快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重复了“直接过渡”的老路，并于1936年匆忙地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社会制度。④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进一步宣称，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更可悲的是，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历时30多年，相继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善”论，但都未能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方位作出准确的判断。
不仅如此，从外部环境来看，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围剿；二战后的苏联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遏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恶劣的国际环境加上战后斯大林推行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⑤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加剧了“两制关系”的对立。从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提出的“三和路线”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改善与西方关系中丧失自我，在自我改革中否定自我。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党亡政息，社会主义事业“中途夭折”。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痛心地指出：“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