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反对封建主义的科学态度
经过反封建运动的荡涤，经过外国资本的挤压，中国的封建因素在思想领域已经不占主流而居角落了。如果硬说现实的中国是封建的中国，那不但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封建历史功绩，而且否定了历史上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反封建的不平凡里程。
有封建遗毒则肃清封建遗毒，有资产阶级思想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以反对封建主义为由而忽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对此，胡乔木有专门的看法：“对于批判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需要有慎重准备，究竟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如何改革，需要明确规定，以免一哄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混乱……现在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放松反对资本主义的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化现象，也不妥当。”[11]（P281）针对有人发表所谓中国社会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言论，胡乔木指出：“这样的文章竟能在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思想的状况严重混乱到何种程度。我们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到和有助于反击这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决不能随便讲什么农业社会主义、封建主义”。[11]（P326）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注意到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有过精辟的见解。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5](P335-336)
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科学地为这些现象定性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5](P334)属于“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5]（P335）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这表明，现实中国的封建思想毒素，没有严重到足以改变我国社会性质的地步，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被封建化”的程度。我们不可对现实中存在的封建残余视而不见，也不可以夸大封建残余的影响。肃清封建主义，要分析究竟什么是封建主义，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5](P335)封建社会不是一无是处，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5]（P335）封建社会创造的灿烂的优秀的文明成果，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用。领导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前无古人的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的工作难免有所失误，领导干部存在着提高执政能力的历史课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5]（P335）他特意提出：“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5](P335)邓小平就反对封建主义提出的“三个划清”，对于指导反封建工作，澄清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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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乔木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炳兰，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