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历史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已经开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民族自救和社会改造，使一个有着灿烂文明而近代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东方大国重新和平崛起的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下发生了复杂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无论是民族意识的觉醒、现代文明意识的形成还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社会当时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在20 世纪初即被介绍到国内，但它的巨大影响，却是随着中国近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看到了真正能够“平等待我”（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随即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社会制度和理念，从而服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他们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为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新的话语形式。
1949年10 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真正确立。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教条化、僵化的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使社会主义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诚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民族和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和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专制政治、集权政治和人治政治形态，向现代的民主政治、公民政治和法治政治形态转型这一历史性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与发展经历了曲折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十年文革”的浩劫，几乎使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这种状况和结果并非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初衷与宗旨所在。痛定思痛，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1978年底，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并没有直接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是在他对这一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思考、探索与回答中，实际上已经渗透和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的非常深刻的价值论思想。譬如说，邓小平从不同角度出发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际上这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亦反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虽然这些论断采用的都是排除法，但排除的结果恰恰是从正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5]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为了进一步廓清改革进程中的障碍，邓小平同志又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结束了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神话，也真正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接与互动的新篇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确立更使得社会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选择是伟大而正确的，没有这一选择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
如果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那么，中国人民正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既实现了中华民族“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梦想，也标志着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可以说，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从传统帝制的中国走向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