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正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尝试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把社会主义体制化、现实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苏联。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不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最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的程度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机械地照搬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忽视了本国的实际国情。与此同时，这种前期机械照搬和后期无原则改造，又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价值定位。最终，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公正问题一直广受诟病。
第一，苏联模式的社会公正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抽象普遍性的泥淖。资本主义公正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基础上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交往规范。在这种视角下，“对条约义务的违反便被指控为不正义。可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里产生的统治与剥削的结构却没有受到不正义的非难”。[9]苏联模式虽然意识到了这种“统治和剥削的结构”，但是它却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试图避开生产力的制约，依靠社会权力建立一种理想性的社会交往规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模式依靠国家行政命令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剥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实现高积累、多投资的“物”的繁荣。后期的戈尔巴乔夫则直接陷入了西方式的价值理想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心是人……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把人看做目的而不是手段”。[10]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对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的无视，对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无视，所带来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畸形与人民大众的普遍贫困。
第二，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限制了现实的社会个体成员交往和发展途径的丰富，造成了人的社会角色的单调和发展空间的狭窄。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领域，苏联模式长期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本身就是在人与物的基础价值关系领域对现实的社会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漠视。它依靠行政手段限制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活动范围——“我们的企业中还有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而且许多企业的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在增长和加强起来”。在这种计划性的安排中，个体的能力被限制在了一个狭小的领域内，它非但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状态下工人自由到一无所有的自由，反而甚至没有达到这种自由。这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定位产生了直接的、根本性的冲突，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教条化的苏联体制最终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正的对立面——新的官僚特权阶层。权力可以变相地获取社会资源，这是所有前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与公正相对立的社会弊病。苏联虽然废除了市场经济，但是由于资源和权力的过分集中，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社会资源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向权力阶层倾斜——苏联“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它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力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取利益。”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共党内生发出了具有独立利益、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最终，苏联模式非但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契约式的公正，反而产生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带有封建人身依附色彩的社会对立面，成为在苏联内部引爆自身的炸弹。
第四，苏联模式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阶级划分的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认识论上的是非标准，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功能的缺失。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短时间的单向意识形态“灌输”确实能够起到强大的凝聚作用，但是“灌输”只是适用于信息不对称的环境，这种模式的长时间坚持，则又会导致盲目服从、歌功颂德等现象，导致以意识形态对立的标准去替代认识论上的是非标准，在对外绝对否定的同时对内盲目肯定，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的淡化。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中，同样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需要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随着社会主义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单向的灌输并不是明智之举，相反，带有价值引导色彩、尊重受众具体情况的双向交流机制则更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前期僵化、末期无原则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苏联模式无视本国现实的、对社会主义教条化和理想化的理解，在社会公正领域最终产生出了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后果，造成了一种“非公正的社会主义”。对内表现为集权主义，对外则表现为霸权主义。对苏联模式的超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时代使命。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设想和当下的实际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一直是如何克服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