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中国模式”有关的国外的研究和讨论看，如果仅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表面经验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有精神，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制度。目前对“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仍然处在争论、摸索阶段，尚未出现一种可被各方面共同接受的解释体系。我认为，“中国模式”的主题是认识当代中国，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来认识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根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经历了90余年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理解新中国30多年改革、60多年建国以及近代百年富国强兵的历史道路，解释中国崛起的内在缘由，讨论“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不可能不面对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奋斗，不可能不面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不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创新与变革，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西方的“美国模式”、东方的“苏联模式”，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巴西模式”、“印度模式”等众多模式，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模式各有其利弊。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模式”，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一模式主要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功，但从其根本指导思想来看，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理论能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而清晰地解释中国的建设、发展与崛起，因为这些成就本来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之中，使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性，适合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实现了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提出并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与主体意识的升华，从中国现实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结合，开启了在落后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历史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新中国，突破了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塑造了56个民族统一起来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的历史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建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纯之又纯的全民所有制体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和国前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型人格典范、道德理想与价值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即用3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遍布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江河湖海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在全国范围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完成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和最迅速有效的扫盲和文化普及，培养了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高素质科技队伍。针对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局面，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建立了世界意义的统一战线，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空间。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在政治、经济、科技、伦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成就，为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卓越理论成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上面提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贯穿于“中国模式”形成发展全过程，在中国模式的各个方面都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作用。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探索成果，体现了他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路。[1]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搞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特别是把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像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就很了不起。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0年中，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这方面的贡献的话，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成果就要大打折扣。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角度分析，其根本指导则更加清晰。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上，突破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制定和推行各项战略部署。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客观看待共产党的时代任务、历史方位、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特点，注重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坚持以历史、具体和实践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观点和论述，克服僵化思维和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注重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这些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从根本提供了思想指导。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和内容。
从“中国模式”的政治道路看：“中国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走出来的道路和途径;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政治原则。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认为应该对中西方的政治模式进行深刻比较。比较的意义在于批评教条主义，澄清差异，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构建了一个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当代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3)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4)独特的分工制衡机制。这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了目标和组织手段的先进性，在中国当代建设事业上依然体现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尚存许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世界留下如此众多和非同凡响的奥运遗产，光用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而“举国体制”无疑是这一切奇迹中的关键。还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在这次奥运会中，单单是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企及。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的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政治之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
从“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看：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经济模式解决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以家庭和社区企业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国家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是我国经济的两只脚，保障经济安全，让我国经济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不至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沉没。削弱这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模式，摧毁中国经济。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的工业化探索出的是“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工业化”交叉结合的新路。这条新路概括地说是充分运用最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体现时代特点、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经济结构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的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实行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战略。东部地区重点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辐射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地区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地区优先发展大城市，又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同时把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动力。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逐步走向市场化，由外围到核心，逐步“攻坚”。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目前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及其他相关方面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待加强，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日益深化。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通过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这10年，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的过程中，会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目前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此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竞争力。在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应更加主动地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对待游戏规则，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共同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破除进入全球市场过程中“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从中国模式的文化发展道路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这是任何方法、模式的总结不能忽视的。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模式的文化发展道路，不仅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从“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看：“中国模式”在社会发展道路上，表现为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其建设状况与发展程度影响、制约并决定着和谐社会的其它特征。公平正义，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环节，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充满活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协调、各种矛盾不断得到妥善处理的社会。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政治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核心;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秩序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人心安定是社会稳定的综合体现。没有安定有序的社会，人民群众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理性有机统一，把社会生产力规律与社会公平规律有机协调，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进步状态的又一项战略抉择。社会安定和为贵，全面发展谐当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又一创举。
从“中国模式”的和平发展道路看：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只有发展才能实现人民丰衣足食，把为国家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多次公开阐明：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走和平发展之路，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通过同世界各国长期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并为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已经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
总之，“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之路。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中国模式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具体实践巧妙结合的模式，是一种将过去与未来相结合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相结合的模式。“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
三、“中国模式”的基本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我们党90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伟大成就概括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讲话》第一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明确，深化拓展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和基本内涵的认识，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在全世界树起了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形态由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是实践形态，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理论形态，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制度形态，即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思想，是世界观与方法论，解决的是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是确保道路正确、制度科学的重要前提;作为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方向，解决的是中国社会往哪里发展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集中体现，是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沃土和制度的基础;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行动章程与行为规则，解决的是让事业从理念走向实践，从理论变为行动的保障和归宿问题，制度科学完善才能巩固发展的成果，才能保证道路光明、前途远大。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这一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准确的定位。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固化下来的是要落实到制度上，即要形成和见诸于一整套完善的、严密的制度甚至制度体系。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既能够凝聚共识，统一认识，更能够成为行动依据和行为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确立，表明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并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既符合国情，又反映时代潮流，体现了在时代大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走自己的路，又主动与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激荡交融的双重选择，是中国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永葆社会主义本色的根本保障;是中国摆脱各种弊病的阻碍、不断发展进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障;是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总和。我们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包括三个层次的制度范畴。一是根本制度范畴，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二是基本制度范畴，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具体制度范畴，如建立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步形成、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经过长期总结和积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所形成的这些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总和，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是“中国模式”的制度保障。
“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逐渐发展起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国内外出现热议“中国模式”的现象，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在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事实的认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认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研究事物要通过现象揭示本质的思想，审视“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做进一步分析，要揭示这一模式下所隐含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韩振峰.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路[J].党建，2011(1).
[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 翟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