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精神卫生医务人员的待遇通过系统的激励方法改善,最后还是留不住人
天降小雨。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首席精神科卫生专家秦小荣引领记者前往成都市金牛区天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里地处城乡接合部,由于附近被确定为旧城改造地区,这里四周的民房和商铺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
“我们刚刚调试好5台电脑,昨晚就被盗了。”中心主任杜红英正在向院长王乙汇报,《法制日报》记者此时走进他们谈话的房间。 秦小荣说,天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金牛区中医医院挂有两块牌子,实为同一单位。该中心最先成为成都市首批“686项目”示范单位,多年来对重性精神病管理模式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
44岁的杜红英在这家社区医院工作26年,她与两名同事兼职担负起该院防治精神疾病的繁重工作,数年来持续走访辖区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为患者建立档案,督促、掌握患者服药情况并注意用药反应,掌握病人动态变化。
“近年来,登记健康管理档案入册的精神疾病患者逐渐增多。”杜红英告诉记者。
记者跟随金牛区卫生局疾控中心副主任毛丹梅和杜红英一同前往社区一患者家巡访。毛丹梅在路上说,杜红英和两名同事与辖区精神病患者建立起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得到患者和家属的充分信任。而全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6年里有6家中心更换了社区精神卫生防治人员,其中有两个社区更换过不止1名防治人员。
2004年,成都全市拥有精神科医生334人、精神科护理人员807人。2000年至2004年,全市精神科医生流失59人,护士流失73人。
记者曾向都江堰市中兴镇卫生院公共卫生防治科科长李凯询问收入,他说与同院临床医生收入相比,该科医务人员每月收入要低5倍以上。
成都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贾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精神卫生机构兼具医疗和公共卫生两种属性,如何管理?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贾勇表示,他个人认为精神卫生机构应该属于由国家完全“包起来”的医疗机构,而不应像其他综合性医疗机构那样,把它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浪潮之中。
“现在我很困惑这件事。”贾勇告诉记者,社区防治工作经费主要来自上级拨款,而这些拨款专款专用,不能提现为个人待遇,从事临床工作医务人员的经费可以提现为待遇。尤其在医疗和公共卫生混杂的机构,包括社区乡镇医院,从事临床的医务人员与从事公共卫生的医务人员收入的差别肯定要大得多。
“我们医院如果不靠政府,仅靠业务收入是生存不下去的。”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黄吉林认为,“现在的生活环境已变为市场环境,如果不把精神卫生医务人员的待遇通过系统的激励方法改善,最后还是留不住人。”
不单是收入问题,潜在的人身伤害也令人忧心。记者走进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采访,住院部三科主任李奕从医30年,在这家医院工作22年。她告诉记者,医护人员在病房里与患者密切接触,有时会遇到肢体侵害,但最令她担心的是病人与病人发生伤害,相比起来,医护人员受到的伤害就排在后一位了。记者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