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外交专业与政治任命
外交方面也如此。领导人物的频繁变换，经常导致他们的短期利益观念，很难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并不说他们没有长远利益观念，而是说制度限制了他们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观念。再者，外交需要经验的积累，“资深”对外交来说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那些伟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战略家都是“资深”人物，也就是一辈子在外交领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国，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使得“资深”不可能。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终身制的时代。不过，这些“缺陷”并非不可能克服。从各国经验看，中国要把政治人物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统确立职业外交家（公务员）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离。政治任命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进行的，并且需要从属于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但职业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响。这种分离即可以保证外交领域政策，在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职业外交家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光有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确立，因为职业外交家只是外交的执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养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利益的外交战略家。李鸿章、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不过，现实地说，要中国出现类似的外交战略家已经非常困难。怎么办？中国可以培养出类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那样的战略家。他们既可以来自职业外交家这个群体，也可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他们不应当有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利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国家利益”及其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这样的战略家必须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决策上扮演重大作用。这样，就可以进而实现决策（政治家和战略家）和政策执行（职业外交家）之间的分离。
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中国的情况是，主要政治人物对外交缺失兴趣，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缺少和实际政治和政策的关联，职业外交人员只聚焦于具体事务的执行。这里，只有微观，没有宏观，更没有微观和宏观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产生大的外交观念，大的外交格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或者“科幻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就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中国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相信这些都是阴谋，所以自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着国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会环境中，民意也正在变得不可忽视。外在世界把此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愤怒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民意无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都在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尽管还没有类似于民主国家的表达机制，中国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交领域民意的愤怒与其说是对外国的愤怒，倒不如说对本国外交的不满。实际上，自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确切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大多是表达对政府外交行为的不满。但这种愤怒的民意，经常促使中国的外交面临困境。
因为外交方面的欠缺，导致社会的不满意；社会的不满意，导致政府官员必须照顾民意；而照顾民意，进而很难保证外交政策的理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民意不可避免，但对民意还是要采用毛泽东的态度，即“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民意和专业外交必须区隔开来。现在，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但对公共外交要有正确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外交的大众化。社会当然可以在外交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一旦公共进入传统外交领域，一个国家就无外交可言。美国是民主的典型，但美国的外交是高度集权的。如果中国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演变成外交领域的“泛民主化”，损害的必定是国家利益。
问题在于，如何消减公众对外交领域的愤怒？很简单，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好外交的前提条件。尽管各种非政府力量在崛起，但这个世界仍然是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自身作为外交主体的能力，而非被非政府力量拖着走。
中国的内部外交环境正在变化，对外交事务的挑战正在迅速增加。很显然，这些内部环境变化既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加以改革的。如果不能根据新的内部环境来改革外交的思维、政策和执行结构，不仅很难追求“大国大外交”的理性局面，而且不同形式的外交悲剧也会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