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改革的特点
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如古巴，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如前苏联和东欧，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中国模式虽有缺点，但利远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均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的代价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例如，苏联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后果是国家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一度降到了60岁以下。东欧国家的经济也都经历了十多年的衰退，现在又都陷入了金融危机的困境。
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级选举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实际上，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
二、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一些人之所以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的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
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竟然在中国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观点之天真，连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陷入了严重金融和财政危机，以传教士热情推销西方民主的美国成了祸害世界的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只要稍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层次弊病，特别是资本力量对政治的巨大影响是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如果不进行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其总体颓势将难以逆转。
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对各国进行的详细的调查发现，西方家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不满意的比例很大，倒是87%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0%，法国人是26%(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网站)。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的体制有其重要的长处，西方的体制有其严重的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有些人总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较小的改革”，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总之，中国的政治改革离不开自信。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回顾过去三十年，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哪还会有今天中国之崛起和对西方制度的超越。
三、用中国话语来指导政治改革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首先就要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我们不少人至今还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数千年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几乎完全叠合的唯一国家。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不存在。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点：一是“民心向背”，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二是“选贤任能”，这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也体现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治国必须靠人才”的观念。相比之下，欧洲的世袭政治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最后才从中国引进了文官考试制度。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西方那种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所谓现代选举制度。以我之见，缺乏人才观念的西方选举制度正是西方今天陷入各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心向背”和“选贤任能”这两个理念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在今天对外开放、大规模国际互动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不妨反过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的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中国应该继续从自己的政治话语出发，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创新的制度一定胜过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
四、从经济改革的成功中汲取大智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五条经验值得我们在政治改革中借鉴：
一是从“内容”和“结果”出发来探索新的制度。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政治改革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探索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留下了无穷的空间。
我们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则可以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今天西方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劣质民主。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不断进行探索，最终建立符合中国民情和国情的新型民主制度。
二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沿着总方向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
三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四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其成功率是零，因为激进政改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最后又不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五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政治体制基础。比方说西方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现在证明有很多问题，需要重大改革，其他西方国家也不采用这种模式。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委员会的权力也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的议会。邓小平本人就非常欣赏香港的行政主导型体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可以借鉴某些国际经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但绝不照搬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模式。
我想有了以上这五条，中国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道路，最终民主的品质也会高于西方民主的品质。
五、告别政治浪漫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内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告别政治浪漫主义。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国家推动政治改革，只能以稳健和渐进的方法为主，而且政治改革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出发，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从国际经验来看，政治浪漫主义的代价也极大。最典型的就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其政治浪漫主义不仅导致了国家的解体，还导致了经济的崩溃。
从欧洲国家变革的经验来看，英国和法国的经历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英国是政治经验主义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政治浪漫主义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在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当时英国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作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相比之下，走政治浪漫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和今天的北京、上海差不多，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浪漫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人类对最佳政治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探索还在进行，也不会终结。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须一致照搬的唯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国都应该自己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元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最终不得不向你学习。其实中国人今天的眼光已经超越了全面走下坡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国人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国人的努力最终会颠覆西方僵化的民主观，为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