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中国话语来指导政治改革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首先就要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我们不少人至今还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数千年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几乎完全叠合的唯一国家。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不存在。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点：一是“民心向背”，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二是“选贤任能”，这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也体现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治国必须靠人才”的观念。相比之下，欧洲的世袭政治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最后才从中国引进了文官考试制度。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西方那种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所谓现代选举制度。以我之见，缺乏人才观念的西方选举制度正是西方今天陷入各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心向背”和“选贤任能”这两个理念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在今天对外开放、大规模国际互动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不妨反过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的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中国应该继续从自己的政治话语出发，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创新的制度一定胜过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
四、从经济改革的成功中汲取大智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五条经验值得我们在政治改革中借鉴：
一是从“内容”和“结果”出发来探索新的制度。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政治改革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探索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留下了无穷的空间。
我们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则可以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今天西方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劣质民主。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不断进行探索，最终建立符合中国民情和国情的新型民主制度。
二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沿着总方向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
三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四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其成功率是零，因为激进政改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最后又不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