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人有很强的学习传统，“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三人行，我必为师”。人家即使有缺点，我们也能看到人家的优点；人家有优点，我们则看到更多的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现在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我们的出版物有20%是翻译作品，这是一种高度的开放。当然，有的方面走过头了，有些人变得非常崇洋媚外。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在开放中找到了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个很精彩的东西，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一碰撞、一嫁接，就变得精彩万分。
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弊端，但横向比较，其他国家的模式还不如我们的好。中国在过去30年里，完成了一场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避免了两次国际金融海啸。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如果做到其中一项，就很了不起了，但我们都做到了。就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大胆地肯定中国模式。
说好“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到今天的古老文明，中国的崛起是传统文明国家与现代国家叠加在一起的崛起，所以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是独特的。相比于美国短暂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内涵比美国要丰富1000倍。所以，用美国那种“民主”、“专制”两分法分析世界政治，并套到中国身上，只会导致误判中国，而且，这种做法也是非常愚蠢的。
中国的故事很精彩，但我们还没有讲好。我们现在有些所谓“知识精英”，只会重复西方话语，毫无原创力，非常可惜。比如，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西方很震惊，就编出了各种各样污蔑中国的话，指责中国同非洲“独裁政权”打交道，对非洲侵犯人权的国家给予援助等。我们官方的话语常常是以“不干涉别国内政”来应对，这种话语比较弱。如果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明确说：“根据中国模式和中国人的理念，消除贫困就是人权，而且是最大的人权；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碍帮助非洲国家的扶贫。”
如果一定要把世界的政治制度简化为两个类型，那我认为只有良治和劣治的区别。良治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治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不管是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最后都要落实到我们给百姓提供了什么，为他们创造了什么价值，有没有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
西方政治体制，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它的特点就是先把社会打碎，然后再整合起来，其理由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来源。这些政党，在法治的环境下进行博弈，最后通过票决制作出决定，其前提是大家都接受这个制度安排。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就是民心向背的理念，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搞西方的民主才有利于稳定。但西方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东西，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曾发明了这种制度，但只局限于很小的城邦国家，所以每个市民都可以表达意见，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比如妇女和奴隶等）却没有这种资格。这个制度被大思想家柏拉图批评，认为是暴民治国。之后的两千多年，西方几乎没有人提民主。直到美国独立后很多年，民主才逐步变为一个褒义词，但即使在美国，“一人一票”也是到1965年才实现的，这离《独立宣言》发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不光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在现代化完成之后才实行“一人一票”的。而这种制度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希腊、冰岛破产了，英国、法国、美国也危机重重。
中国传统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是“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中国有长期的科举考试制度传统，不分贫贱、不分出身。此外，从秦始皇的时候就实行的郡县制，比西方早了1600年，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是贵族继承制度。所以，中国的合法性理念，既是传统，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才能把中国模式用比较清晰易懂的语言讲清楚？我想起了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专业的话，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他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能打仗，因为我们的军队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军魂，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善于学习友军乃至敌军的一切长处，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些，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吗？这样的模式，能不成功吗？
（新华日报记者 葛灵丹 根据张维为在江海大讲坛的演讲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