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超过日本，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中国太大了，其人口规模等于100个中等的欧洲国家之和，历史上中国也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所以看中国的问题，要有板块概念才看得清楚。改革开放伊始，我们的思路就是让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带动其他地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3亿人口的“准发达国家”板块。有了这个板块的存在，中国不同地方就会学习，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的发展。这个板块的硬件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软件与发达国家也可以一比，例如上海、北京人均寿命均超过纽约，社会治安普遍好于西方国家，这个板块的居民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当然，有些方面要赶上发达国家还不容易，比如市民的文明素质，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再比如我们一些环境指标，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我们看中国崛起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以偏概全。其实，中国人口比美国多4倍多，理论上说，中国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会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囚犯人数比中国多，尽管美国的人口连中国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美国今天还有多少大城市的居民晚上敢上街散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治安水平。
我们可以看一看世界上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是千万级人口国家的崛起，如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20世纪是亿级人口国家的崛起，如美国、日本等；21世纪是中国10亿级人口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统计排在世界上百位之后，这恐怕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为很多东西是无法平均的。中国更像一个数百人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小国家往往只相当于一个小提琴手，两者很难比较，因为他们属于不同质的国家。
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
我认为，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入世的、务实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基本思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坏的进行调整，好的进行推广。在此基础上，修改相关法律条令，最后修宪。西方指导下的变革则不同，第一步肯定是修宪，然后再是修改法律和条令，最后才是实践。当然，我们的方式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让中国避免了大的折腾，避免了大的颠覆性灾难。所以我认为，实践理性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
二是强势政府。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没有一个强势型的政府，很多事情很难做。据《瞭望》杂志报道，2010年的春运总人数达到25亿人次，这相当于在一个月时间内把整个美洲、非洲和欧洲的人口都挪动了一下，这是很不容易的。说白了，发展中国家，采取西方政治模式，就成了“软政府”，要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个政府缺少凝聚力、整合力和执行力。要建个桥、修个路，各个党派会争论不休，结果牺牲了多数民众的利益。当然，强势政府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强势政府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强势政府出现的问题需要逐步纠正，也可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