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模式，在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面前，已经难以为继。如何从源头入手，构建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坚持柔性化解原则，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已经成为各地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路。今天，“大调解”观念在全国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劳资、医患、环保、交通事故、土地纠纷等专业化调解组织大量涌现，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从诉讼变为调解，实现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常态化，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筑起一道缓冲带。
社会管理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制、机制、能力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保险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社会管理相关领域立法的扎实推进，社会管理正在步入法治化轨道。
把社会管理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改进社会管理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风险。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工作之所以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甚至引发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就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群众既是社会管理的受益者，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做群众工作的实质，不单是教育引导群众，更重要的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制度上落实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这是社会管理取得实效的前提。
投资20万元的村文化广场建设已经竣工；340户农民的150亩土地流转工作已接近尾声——河北省肃宁县梁庄镇张庄村村民代表会议今年初决定开展的两项重点工作，现已取得明显进展。由村民代表会议对村里的大事作决策，在河北肃宁农村已经司空见惯。2010年5月以来，肃宁县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综治维稳组织全覆盖，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领着农民搞自治、推着农民唱主角，让农民真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领域当家作主，打造了一张覆盖整个农村和广大农民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
“门难进、人难找、事难办”，这是许多群众去机关办事时的亲身经历。今天，随着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在全国各地的广泛推行，“群众动嘴、干部跑腿”成为今天干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在吉林延吉，每天早上5：00—8:00，市委书记金永默有一堂“必修课”——接待上访群众。2005年以来，通过健全“早上接访制”、“工作督查制”等十大工作机制，延吉的信访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不仅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更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吉林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中，延吉一直占据全省第一的位置。“把人民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各地党委政府通过带着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有效地化解了一大批“拖累社会、苦着群众的信访积案”，不但拉近了群众感情、赢得了群众信任，也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天，在广大基层地区，干部的身影无处不在。走出机关大楼，沉到院坝居家，真情服务百姓，“干部下基层”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苏木镇、街道3/4的工作人员下沉到了嘎查村、社区。由过去发号施令的“指挥员”、上传下达的“通讯员”迅速转化为亲力亲为的“服务员”，近2000名机关干部带着职责、任务扎根在了社区、嘎查村一线。
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单纯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没有出路。只有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认真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才能从根本上改进社会管理。
“留守”是个沉重的字眼。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群体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牵动着社会的神经，给社会管理带来许多现实难题，影响了农村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不仅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最佳途径，也是破解农村社会管理难题的有效办法。在河南新郑，通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85%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选择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8315元增加至2011年的11344元。
社会是否和谐取决于发展是否科学。科学发展不仅是做实社会管理的前提，更是做好社会管理的保障。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必将不断得到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必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杜飞进 廖文根 张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