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化命题
司法改革难以深入的症结在于“制”，更在于“人”——法律的适用者法官本身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来源于科学的制度设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源于有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充分的司法职业保障，来源于公正高效独立的司法运作和对法律的一体遵从。而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关键在于建立高素质的一心为民的职业法官群体。
十年前正式生效实施的《法官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法官的任职门槛提升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知识”，这是对法官职业最基本的要求。
以此为契机，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命题，并于2002年7月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职业法官队伍，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法官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法官职业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各级法院相继改革了法官遴选制度；同中央组织人事部门联合发文推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度；整合了审判资源，逐步建立了职责清楚、管理规范、保障到位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基本格局。
但是，由于少数法官特别是个别大法官落马，反贪腐者却成了腐败者，让司法的整体形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损。一时间，各种质疑纷纷而起，法官职业化的命题也被推至风口浪尖。
我在各个场合坦露过自己有两怕：一是怕判错案、杀错人；二是怕队伍出现问题。因为我深知，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在法律和司法权威尚待确立的中国，任何一次错判的经历，都会伤害民众对于法律和司法的信心；任何一位司法人员的贪腐个案，都会给司法公信力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每每看到法官队伍中出现“害群之马”，都让人备感痛心。这些事件严重败坏了法院和法官的声誉，让整个司法蒙羞。
然而，法官职业化是否是法官队伍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问题一直盘亘于心，让我沉思良久。
提出法官职业化命题的初衷是针对以往忽视法官职业特点的用人机制。1979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在审判员任职资格一项只规定了政治条件和年龄限制，没有任何业务要求。
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增补了一条，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法院只能通过成人教育来弥补。之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对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6年最高法院颁布《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考试暂行办法》，第一次规定法官准入要经过全国的统一考试。但考试对象仅限于法院内部工作人员，而且执行得不是很严格，在实践中不少不具备专业条件的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法院，从事审判工作。
在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的中国，人民法院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越来越高，公众强烈反映的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执行不力、司法人员不廉洁等问题都无不与人员素质紧密相关；法律的数量和案件的数量也在逐年大幅递增，新类型纠纷、重大疑难案件层出不穷，实践的发展超前于立法所出现的法律漏洞及法律解释空间大量存在。在此情况下，依着老办法“边干边学”“快速充电”培养法官的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难以牢固确立进步的法律理念，无法练就娴熟的法律技能，形成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
随着司法改革的演进，人才“短板”的问题更加显现。有些改革措施，如审判全程公开，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宣判，庭审直播以及加强裁判文书说理论证并公开上网等，在司法实践中困难重重。
针对此问题，最高法院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司法改革难以深入的症结在于“制”，更在于“人”——法律的适用者法官本身。
法官职业化的问题就这样历史地被推到时代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