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进一步改善妇女的参政状况，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培养选拔女干部摆上工作日程，纳入工作目标，切实加强领导”、“实现到本世纪末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各有一名以上女性的目标”。最后，其更是明确要求“要在今冬明春全国乡级人大换届选举时，认真做好女代表的选举工作。在坚持标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争取使妇女参政状况继续有所改善。”[90]
另一些政策建议则以务虚为主，当然内容也相对宏观。例如，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中共中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环保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更加重视对环保工作的领导。[91]
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各种政策建议，执政党根据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回应。有些建议并未受到“有求必应”的礼遇。例如，1994年提出的设立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建议就未能得到中共中央的积极回应。目前专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机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农村研究局。
然而，有的政策建议则会得到执政党中央的积极回应。例如，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执法检查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调整农业投入统计口径”、“整合政府支农投资”、“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改革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切实保障务工农民和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等重要建议。这些建议最终“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92]
中共中央对于有关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建议的回应态度与举措则特别值得一提。如前文所述，1995年在检查《环境保护法》过程中，常委会则曾经罕见地用严肃且语重心长的口吻地建言中央务必重视环保工作：
“各级党政领导要用跨世纪的眼光和政治家的敏锐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真正把它摆到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上来。要象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希望中央把这个问题再次加以重申和强调，在制定‘九五’计划和宏观决策时，排上队，提出具体要求，并有硬措施，这样才能收到更大效果。”[93]
这一微言大义的呼吁也得到了有效的回应。199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有针对性地指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很重要，都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94]同时，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之间相辅相成的机密联系，并号召各级党和政府重视这两项工作。此后，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一样，成为了中共中央惯例性、常规性的会议。[95]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利用执法检查的机会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政策举动表示赞赏，并且将环保工作的改进归因于上述政策变化。[96]
与上情下达式的宣传、执行执政党政策功能相比，提出政策建议则是一个下情上达的过程。通过政策这一媒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中共中央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良性合作关系。
由于执政党以及中共中央是诸多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机关，因此，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发现问题后提出政策建议便成为既符合体制安排，又为体制所要求的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