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必须得到实现。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由于刑事立法以保 护法益为目标设定构成要件，所以，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对犯 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 罪所意欲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制裁该犯罪的目的得以实现。解释的方法无穷无尽， 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因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 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但是，在现实中，盲目地解释刑法条文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 人们并不事先探讨刑法第301条第1款（聚众淫乱罪）与第2款（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 的保护法益，对两款中的“聚众（进行）淫乱”做出相同解释，结局必然是要么不当扩大 了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一概不要求公然性时），要么不当缩小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 乱罪的处罚范围（一概要求公然性时）。（注：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以下。）再如，人们不研究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 侮辱妇女罪）的保护法益，就根据各种字典、词典解释“猥亵”、“侮辱”的含义，导 致本罪与刑法第246条的侮辱罪相混淆。又如，司法解释不考虑分则条文的保护法益， 就成立同一犯罪的数额起点，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规定不同的数额标准。
如果解释者心中有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必须实现的理念，并在该理念指导下解释刑法 ，就不至于使一些无法律根据的、不合理的、隐形的观点影响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言 而喻的是，由于法益具有解释论的机能，对某个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理解不同 ，就必然对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不同，进而导致处罚范围的宽窄不同。所以，对刑法条文 的解释必须以其保护法益为指导，法益的变更必然影响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如果明确刑 法第301条第1款与第2款的保护法益不同，就会做出第1款的聚众淫乱活动要求公然性、 第2款的聚众淫乱活动不要求公然性的解释结论。如果明确刑法第237条的保护法益是妇 女的性行为的自己决定权，就不会要求猥亵、侮辱行为具有公然性。如果明确刑法的目 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而不是获得利益，就不会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 罪规定不同的成立标准。
（三）刑法的内容必须协调。因为正义理念首先要求公平，它要求对所有的人都应用一 种统一的标准，使相同的犯罪得到相同的处理。要使刑法的内容协调，就必须体系性地 解释刑法的各个条文，不致使刑法条文相互冲突与矛盾。可是，在刑法理论上，常常不 顾及相关条文的关系，导致法条之间不协调，从而损害刑法的公平性。例如，人们认为 招摇撞骗包括骗取财物，于是形成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公平：一方面，采用其他方法骗取 财物的，可能转化为抢劫；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的，不可能转化为抢劫。 另一方面，采取其他方法诈骗公私财物的，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而采取冒充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方法骗取财物的，最高只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注：或许有人认为，对 此可以认定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或者虽承认法条竞合，但采取重法优于轻法的 原则。但是，首先，如果将招摇撞骗罪解释为包含骗取财物，它与普通诈骗便不是想象 竞合的关系，只能是法条竞合。其次，刑法第266条明文规定只能采取特别法条优于普 通法条的原则，如果采取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则违反刑法第266条。）在司法实践中， 办案人员只是熟悉自己所办案件涉及的条文，对其他条文不去考虑，解释一个条文时根 本不考虑该条文与其他条文的关系。这当然不能使刑法内容保持协调。
如果解释者心中有刑法内容必须协调的理念，并以该理念指导刑法解释，就不至于孤 立地解释刑法条文，而会进行体系解释，从而实现刑法的公平性。众所周知，刑法是存 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只有如此， 才能体现公平正义。如果做出不协调的解释，必然导致对不同的案件作相同的处理，或 者对相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从而有损刑法的公平性。所以，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 好的解释方法。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除了进行体系解释外，还应善于采用限制解释、 当然解释、“入罪时举轻以明重”和“出罪时举重以明轻”等解释方法。例如，当刑法 表述存在缺陷时，必须进行补正解释或限制解释等，以实现刑法的协调。如刑法第124 条第1款规定了破坏广播电视、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与造成 严重后果两种情况，而第2款规定的是“过失犯前款罪的”情形。从该条的关系上看， 过失破坏广播电视、公用电信设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成立犯罪。但如果这样解释， 则会导致诸多不协调现象：一是与刑法总则第15条关于过失行为只有造成严重结果才成 立犯罪的规定不协调；二是与过失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犯罪相比不协调；三是与 故意损坏广播电视、公用电信设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不协调。因此，应当认为， 刑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犯前款罪”仅指过失犯前款罪中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 再如，一个行为如果在符合法条要求的前提下超出了该法条的要求，也没有其他可适用 的法条，则依然应适用该法条。如刑法第329条第1款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 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倘若行为人以暴力相威胁“抢劫”国有档案，应当 如何处理？或许人们会解释道：“既然刑法只规定了抢夺，而没有规定抢劫，根据罪刑 法定原则，当然应以无罪论处。”可是，从规范意义上说，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要 求的前提下超出了抢夺的要求，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 国有档案罪。（注：当然，如果以国有档案也具有财物的属性，而且抢劫罪不以数额较 大为起点为由，主张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以抢劫罪论处，也是一种思路。笔者只是以 抢夺与抢劫的关系为例，说明可以通过当然解释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国有 档案罪。至于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是认定为抢劫罪，还是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仍 需讨论。）同样，如果只是以“刑法规定原本如此，解释者无能为力”为由，维持不协 调、不正义的局面，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