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各类著作汗牛充栋，学术观点精彩纷呈。这些研究和讨论对于加深对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与前景的理解和认识无疑具有很大裨益。但是，很多相关研究依然有意无意地局限于西方现代性的藩篱之中，根据西方现代性的标准进行评判，因而难免隔靴搔痒，有时甚至南辕北辙。本文在讨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多元现代性的新视野，宏观透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及其对多元现代性的新贡献。
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
自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经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社会在发展经济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确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西方文明开始向全球扩张，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此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和成型的西方现代性曾经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便现在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解，现代性就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主要包括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1]西方现代性的演进过程本身就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和冲突。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研究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时就梳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具有革命性的内在层面的现代性，另一种是作为危机的现代性。革命的现代性打破了同过去的联系，拒绝了超验和神圣事务对世俗事务的权威，并宣布内在性为世界和生活的新范式。它发展出作为科学实验的知识和行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把人类的欲望推到历摘要：本文在讨论西方现代性危机和全球多元现代性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多元现代性形成的不同路径，史的中心；作为危机的现代性是一场标准意义上的反革命，它企图更改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向，把人类的新形象移植到超验的层面，把科学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对化，反对民众对权力的重新分配，推出超验以对抗内在，推出秩序以对抗欲望。哈特和奈格里明确指出：“危机界定了现代性本身，而危机就源于内在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同试图恢复秩序的超验力量之间一刻也没有间断的冲突。”[2]不仅欧洲现代性存在内部冲突，就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欧美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现代性的演进均存在显著差异。
然而长期以来，许多中外学者讨论现代性问题时只有一种视野，他们理解的现代性只是西方现代性，认为只有这种现代性才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就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成长、输出与传播过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压力之下被迫开启的，现代化理论就很自然地把所有社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类，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实质就是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和追赶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输出现代性和发展中国家输入现代性的过程。这种现代化理论有意或无意地假定：“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将最终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3]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 20 世纪后期一股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后，福山宣称：“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4]
但是，根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和繁荣、自由和民主。相反，不少国家因此陷入了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社会失调、文化扭曲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的民主输出政策，一位耶鲁大学教授更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急速民主化经常导致强大的种族民族主义和反对市场经济的压力，“正如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和前南斯拉夫鲜明地展示的一样，这些压力更有可能导致剥夺和种族屠杀，而不是自由市场民主的倡导者所想象的普遍和平与繁荣。”[5]这些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反思和对发展理论的检讨，使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神话产生了广泛的怀疑和诘难。不仅盲目输入西方现代性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危机重重、险象环生，政权风雨飘摇，民众艰难困苦，就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现代性危机也日益严重。
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相关的批判理论和革命运动，力图指出、纠正甚至铲除其中的不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就是要努力消除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和罪恶，创造一个崭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20 世纪初期，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宣告了西方现代性的没落。利奥·施特劳斯认为：“他的这本书是对现代性危机有力的文字指证。现在对于见识最浅陋的人来说，这种危机的存在也是明白无疑的了。”[6]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现代性危机日益加深，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对此，一位美国学者尖锐指出“：现代性充满着矛盾，因为它体现了韦伯式经济理性和官僚理性的形式，还因为它看起来总是为自己创造明显的障碍———技术的单方面优势和媒体场面、生态危机、力量意识的丧失等等。现代世界的特征是普遍的信仰危机，疏远公众领域，知识（不管如何建构） 可以服务于普遍社会利益这一信念的腐蚀。它还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政党、工会、利益集团，甚至社会运动都受到破坏，从而服务于强权政治和唯生产率的经济体制。曾经在较大程度上主宰现代世界的启蒙理性，以及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动力的信念，最终都被摒弃了。”[7]特别是在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暴露无遗，西方的经济政治治理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在西方现代性内外碰壁、四面楚歌之际，一些不愿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坚持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国家异军突起，成就卓著，引人瞩目。较早的成功范例来自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和“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根据各自的实际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出了东亚发展奇迹。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顺利实现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奇迹”，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 20 世纪后期全球性的“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研究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他们探索经济与政治发展道路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成为人们讨论与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参照。
思考现代性的新视野
西方现代性的局限和新型现代性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思考现代性的新视野，这就是多元现代性观念。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就是多元现代性的大力提倡者和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是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20 世纪末无可否认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同现代社会基本的文化议事日程日益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远远超出20世纪 50 年代的现代性的同质化图景和霸权图景。”[9]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在接受全球化的现代性影响的同时，必然会基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做出自己的反应，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从而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做出贡献。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开发内源的现代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满足于人的需要和愿望。这种现代化必须强调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决定着现代化的基本方向，而且决定着现代化的类型和模式，并为现代化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背叛历史、割裂传统、扭曲文化，就意味着自我毁灭。因此，为了确保现代化的成功，每个国家就必须恢复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弘扬每个民族的理想精神和道德价值。“任何真正的发展都应该是内源发展，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为基础，以文明方案为目标和以人类本身为中心。”[10]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内涵着一些现代性或有助于现代性的因素，都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创造了大量的文化财富和制度遗产。多元现代性观念就要求从各个国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中开发内源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对于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天然的亲合力和巨大的吸引力。
第二，引进外源的现代性。现代化的浪潮开始以来，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现代化就必然是一个开放、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的优势而创造出的文明成果均可以为别国所借鉴和吸收，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关于法治和人权的观念。中国人治历史悠久，缺乏法治传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制度化、法律化进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引进人权观念和体制，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人权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第三，创造新型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现代性一直处于现代化之中。西方现代性自近代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已经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施特劳斯说：“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东西便是其多种多样以及其中的剧变频仍。其种类是如此之多，以至人们会怀疑可否把现代性当做某个统一的东西来谈论。”[12]于是他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述了从马基雅维利到卢梭再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熊彼特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认为“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13]因此，现代性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西方在创造现代性方面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发挥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包括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创造新型现代性方面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国现代化的新贡献
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和追求的现代性是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开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已经为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和鲜活案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成就对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贡献多种多样，择其荦荦大端略述如下：
第一，实事求是的基本理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当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术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得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来，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992 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4]根据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回忆，在一次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经验普遍适用。从理论上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具有相通之处。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推行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直接根据是否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得到解释。因此，我国学者张维为在总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国际普遍意义时指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将会日益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和国际现代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15]
第二，渐进积累的改革路径。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和日新月异的信息化革命，世界各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改革任务，但是，改革路径在不同国家大异其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推行政治多元化，很快就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崩溃。在叶利钦上台之后，俄罗斯大刀阔斧地推行“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大幅度放开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迅速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采取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激进转型路径。这种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路径不仅导致了亡党亡国，而且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整个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在激进改革之后均大幅度急速下降，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到激进改革和制度转型将近 10 年之后的1998 年，东欧 12 国和独联体 15 国的 GDP 还不到1989 年的四分之三，经济全面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16]与俄罗斯等国的激进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下采取的渐进积累改革路径。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7]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毫不动摇，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实际运作过程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不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且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等新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增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广泛推行了基层直接选举，民主政治开始真正走进中国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其内在机理表现为一种制度积累与渐进替代。正如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形成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双轨制，通过改革的深化促使市场体制逐渐确立一样，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中，我们已经导入了民主、法治与人权的观念和体制，并形成了旧有的革命的、动员的、权威的体制与建设的、自治的、民主的体制双轨并存的局面，不断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新旧政治体制的渐进替代。在中国的渐进积累的改革路径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发展中国家到中国学习和考察，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日本也曾经借鉴中国改革特区的成功经验。
第三，博采众长的开放机制。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开放则进步，封闭则落后。在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博采众长的开放机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华文明才能焕发新的光彩。正如著名学者吴志攀所说，“中国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简单、封闭的体系，而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厚，而且也非常开放的体系，是一个集合了各种文明要素的复合体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学习能力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基因。”[18]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封闭之后，中国的国门再次大开，许多高层代表团出国考察，大批留学生跨出国门海外求学，与此同时，大量外企外资和各类思想思潮蜂拥而至，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7 年 7 月 1 日到 1980 年 6 月 30日的三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的出访活动外，中国派出学习考察的部委办代表团达 360 次、科教经贸代表团达472次。这些学习考察活动对于推动经贸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密切与外国的关系、形成开放体制与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19]特别是邓小平1978 年 10 月对日本的访问、1978 年 11 月对新加坡的访问、1979年 1 月对美国的访问，对改革开放政策与体制的确立具有历史性的重大影响。在这些密集访问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落后，要敢于学习和善于学习。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蔚然成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加扩大，开放体制与机制日臻完善，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资源。
第四，协调平衡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例外地面临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两大课题，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改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政治民主化则主要是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反映民众的利益要求、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建立负责的民主政府。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目标与民主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同时追求这两大目标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中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与民主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虽然不能像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齐头并进，但仍然可以调和共存，相互促进。这就是，在发展与民主之间追求某种程度的平衡。根据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詹姆斯·曼诺尔（James Manor）的分析，构建民主的发展型国家，谋求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平衡，就是要正确处理如下的各种关系：（1） 冲突与共识；（2）代表性与统治力；（3）同意与效率；（4）秩序与冲突；（5）政治的个人化与制度化；（6）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或制度；（7）自上而下的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动；（8） 连续性与创新性；（9） 保密性与透明度。[20]如果这些关系处理适当，民主与发展之间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协调与平衡，并形成一种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既不是一帆风顺地齐头并进，也不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斥，而是既有相互矛盾与冲突的方面，也有相互依赖与促进的方面。中国没有遵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也没有采纳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转型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力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大目标，并在它们之间进行调和与平衡。这一协调平衡的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复强调和充分论述。它不仅促进和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开辟了新的路径。
第五，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强调和谐天下。中国哲学家汤一介认为，儒家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21]因此，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但是，这种“和”的观念并不是指千篇一律和铁板一块，而是指多样性的协调与统一。例如，在《左转·昭公二十年》中，晏子在论述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时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这样才能“心平德和”。[22]因此，和谐来自于不同意见的协调与折中，而不是简单的惟命是从、唯唯诺诺。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这种和谐观念。由此可见，和谐社会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和谐社会也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现代价值，理所当然应该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具有相当深远的普遍意义。对此，胡锦涛曾经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3]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强烈共鸣。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6 页。
[2]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79~81 页。
[3][9]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36 页，第 64~65 页。
[4]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7~58 页。
[5]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Instabi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pp.260- 261.
[6][12]利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86 页，第 88 页。
[7]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68~269 页。
[8]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2~23页。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19 页。
[11][14][1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3 页，第 382 页，第 372~374页。
[13]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46~147 页。
[15]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 205~211 页。
[16]冯绍雷：《制度转型与范式转换——以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为例》，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16 页。
[18]吴志攀：《旧邦新命》（代序），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 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19]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64 页。
[20]Larry Diamond，“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 TheGlobal R 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2~122； Jamesmano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State： The Search for Balance”， Mark R obinson andGordon White， ed.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Stat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5~149.
[21]汤一介：《传统面向现代才能使中国走向世界——汤一介先生访谈录》，《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 10 期。
[22]裘仁、林骧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0~51 页，第 42页。
[2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 2 月 19 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7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