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新贡献
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和追求的现代性是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开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已经为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和鲜活案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成就对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贡献多种多样，择其荦荦大端略述如下：
第一，实事求是的基本理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当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术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得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来，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992 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4]根据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回忆，在一次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经验普遍适用。从理论上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具有相通之处。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推行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直接根据是否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得到解释。因此，我国学者张维为在总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国际普遍意义时指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将会日益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和国际现代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15]
第二，渐进积累的改革路径。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和日新月异的信息化革命，世界各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改革任务，但是，改革路径在不同国家大异其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推行政治多元化，很快就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崩溃。在叶利钦上台之后，俄罗斯大刀阔斧地推行“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大幅度放开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迅速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采取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激进转型路径。这种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路径不仅导致了亡党亡国，而且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整个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在激进改革之后均大幅度急速下降，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到激进改革和制度转型将近 10 年之后的1998 年，东欧 12 国和独联体 15 国的 GDP 还不到1989 年的四分之三，经济全面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16]与俄罗斯等国的激进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下采取的渐进积累改革路径。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7]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毫不动摇，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实际运作过程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不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且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等新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增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广泛推行了基层直接选举，民主政治开始真正走进中国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其内在机理表现为一种制度积累与渐进替代。正如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形成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双轨制，通过改革的深化促使市场体制逐渐确立一样，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中，我们已经导入了民主、法治与人权的观念和体制，并形成了旧有的革命的、动员的、权威的体制与建设的、自治的、民主的体制双轨并存的局面，不断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新旧政治体制的渐进替代。在中国的渐进积累的改革路径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发展中国家到中国学习和考察，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日本也曾经借鉴中国改革特区的成功经验。
第三，博采众长的开放机制。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开放则进步，封闭则落后。在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博采众长的开放机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华文明才能焕发新的光彩。正如著名学者吴志攀所说，“中国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简单、封闭的体系，而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厚，而且也非常开放的体系，是一个集合了各种文明要素的复合体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学习能力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基因。”[18]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封闭之后，中国的国门再次大开，许多高层代表团出国考察，大批留学生跨出国门海外求学，与此同时，大量外企外资和各类思想思潮蜂拥而至，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7 年 7 月 1 日到 1980 年 6 月 30日的三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的出访活动外，中国派出学习考察的部委办代表团达 360 次、科教经贸代表团达472次。这些学习考察活动对于推动经贸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密切与外国的关系、形成开放体制与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19]特别是邓小平1978 年 10 月对日本的访问、1978 年 11 月对新加坡的访问、1979年 1 月对美国的访问，对改革开放政策与体制的确立具有历史性的重大影响。在这些密集访问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落后，要敢于学习和善于学习。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蔚然成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加扩大，开放体制与机制日臻完善，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资源。
第四，协调平衡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例外地面临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两大课题，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改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政治民主化则主要是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反映民众的利益要求、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建立负责的民主政府。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目标与民主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同时追求这两大目标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中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与民主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虽然不能像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齐头并进，但仍然可以调和共存，相互促进。这就是，在发展与民主之间追求某种程度的平衡。根据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詹姆斯·曼诺尔（James Manor）的分析，构建民主的发展型国家，谋求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平衡，就是要正确处理如下的各种关系：（1） 冲突与共识；（2）代表性与统治力；（3）同意与效率；（4）秩序与冲突；（5）政治的个人化与制度化；（6）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或制度；（7）自上而下的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动；（8） 连续性与创新性；（9） 保密性与透明度。[20]如果这些关系处理适当，民主与发展之间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协调与平衡，并形成一种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既不是一帆风顺地齐头并进，也不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斥，而是既有相互矛盾与冲突的方面，也有相互依赖与促进的方面。中国没有遵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也没有采纳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转型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力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大目标，并在它们之间进行调和与平衡。这一协调平衡的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复强调和充分论述。它不仅促进和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开辟了新的路径。
第五，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强调和谐天下。中国哲学家汤一介认为，儒家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21]因此，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但是，这种“和”的观念并不是指千篇一律和铁板一块，而是指多样性的协调与统一。例如，在《左转·昭公二十年》中，晏子在论述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时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这样才能“心平德和”。[22]因此，和谐来自于不同意见的协调与折中，而不是简单的惟命是从、唯唯诺诺。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这种和谐观念。由此可见，和谐社会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和谐社会也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现代价值，理所当然应该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具有相当深远的普遍意义。对此，胡锦涛曾经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3]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强烈共鸣。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6 页。
[2]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79~81 页。
[3][9]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36 页，第 64~65 页。
[4]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7~58 页。
[5]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Instabi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pp.260- 261.
[6][12]利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86 页，第 88 页。
[7]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68~269 页。
[8]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2~23页。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19 页。
[11][14][1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3 页，第 382 页，第 372~374页。
[13]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46~147 页。
[15]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 205~211 页。
[16]冯绍雷：《制度转型与范式转换——以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为例》，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16 页。
[18]吴志攀：《旧邦新命》（代序），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 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19]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64 页。
[20]Larry Diamond，“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 TheGlobal R 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2~122； Jamesmano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State： The Search for Balance”， Mark R obinson andGordon White， ed.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Stat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5~149.
[21]汤一介：《传统面向现代才能使中国走向世界——汤一介先生访谈录》，《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 10 期。
[22]裘仁、林骧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0~51 页，第 42页。
[2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 2 月 19 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7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