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现代性的新视野
西方现代性的局限和新型现代性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思考现代性的新视野,这就是多元现代性观念。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就是多元现代性的大力提倡者和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是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20 世纪末无可否认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同现代社会基本的文化议事日程日益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远远超出20世纪 50 年代的现代性的同质化图景和霸权图景。”[9]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在接受全球化的现代性影响的同时,必然会基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做出自己的反应,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从而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做出贡献。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开发内源的现代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满足于人的需要和愿望。这种现代化必须强调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决定着现代化的基本方向,而且决定着现代化的类型和模式,并为现代化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背叛历史、割裂传统、扭曲文化,就意味着自我毁灭。因此,为了确保现代化的成功,每个国家就必须恢复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弘扬每个民族的理想精神和道德价值。“任何真正的发展都应该是内源发展,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为基础,以文明方案为目标和以人类本身为中心。”[10]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内涵着一些现代性或有助于现代性的因素,都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创造了大量的文化财富和制度遗产。多元现代性观念就要求从各个国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中开发内源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对于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天然的亲合力和巨大的吸引力。
第二,引进外源的现代性。现代化的浪潮开始以来,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现代化就必然是一个开放、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的优势而创造出的文明成果均可以为别国所借鉴和吸收,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关于法治和人权的观念。中国人治历史悠久,缺乏法治传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制度化、法律化进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引进人权观念和体制,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人权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第三,创造新型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现代性一直处于现代化之中。西方现代性自近代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已经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施特劳斯说:“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东西便是其多种多样以及其中的剧变频仍。其种类是如此之多,以至人们会怀疑可否把现代性当做某个统一的东西来谈论。”[12]于是他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述了从马基雅维利到卢梭再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熊彼特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认为“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13]因此,现代性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西方在创造现代性方面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发挥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包括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创造新型现代性方面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