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各类著作汗牛充栋，学术观点精彩纷呈。这些研究和讨论对于加深对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与前景的理解和认识无疑具有很大裨益。但是，很多相关研究依然有意无意地局限于西方现代性的藩篱之中，根据西方现代性的标准进行评判，因而难免隔靴搔痒，有时甚至南辕北辙。本文在讨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多元现代性的新视野，宏观透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及其对多元现代性的新贡献。
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
自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经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社会在发展经济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确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西方文明开始向全球扩张，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此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和成型的西方现代性曾经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便现在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解，现代性就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主要包括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1]西方现代性的演进过程本身就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和冲突。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研究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时就梳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具有革命性的内在层面的现代性，另一种是作为危机的现代性。革命的现代性打破了同过去的联系，拒绝了超验和神圣事务对世俗事务的权威，并宣布内在性为世界和生活的新范式。它发展出作为科学实验的知识和行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把人类的欲望推到历摘要：本文在讨论西方现代性危机和全球多元现代性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多元现代性形成的不同路径，史的中心；作为危机的现代性是一场标准意义上的反革命，它企图更改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向，把人类的新形象移植到超验的层面，把科学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对化，反对民众对权力的重新分配，推出超验以对抗内在，推出秩序以对抗欲望。哈特和奈格里明确指出：“危机界定了现代性本身，而危机就源于内在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同试图恢复秩序的超验力量之间一刻也没有间断的冲突。”[2]不仅欧洲现代性存在内部冲突，就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欧美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现代性的演进均存在显著差异。
然而长期以来，许多中外学者讨论现代性问题时只有一种视野，他们理解的现代性只是西方现代性，认为只有这种现代性才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就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成长、输出与传播过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压力之下被迫开启的，现代化理论就很自然地把所有社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类，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实质就是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和追赶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输出现代性和发展中国家输入现代性的过程。这种现代化理论有意或无意地假定：“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将最终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3]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 20 世纪后期一股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后，福山宣称：“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4]
但是，根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和繁荣、自由和民主。相反，不少国家因此陷入了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社会失调、文化扭曲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的民主输出政策，一位耶鲁大学教授更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急速民主化经常导致强大的种族民族主义和反对市场经济的压力，“正如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和前南斯拉夫鲜明地展示的一样，这些压力更有可能导致剥夺和种族屠杀，而不是自由市场民主的倡导者所想象的普遍和平与繁荣。”[5]这些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反思和对发展理论的检讨，使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神话产生了广泛的怀疑和诘难。不仅盲目输入西方现代性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危机重重、险象环生，政权风雨飘摇，民众艰难困苦，就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现代性危机也日益严重。
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相关的批判理论和革命运动，力图指出、纠正甚至铲除其中的不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就是要努力消除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和罪恶，创造一个崭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20 世纪初期，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宣告了西方现代性的没落。利奥·施特劳斯认为：“他的这本书是对现代性危机有力的文字指证。现在对于见识最浅陋的人来说，这种危机的存在也是明白无疑的了。”[6]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现代性危机日益加深，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对此，一位美国学者尖锐指出“：现代性充满着矛盾，因为它体现了韦伯式经济理性和官僚理性的形式，还因为它看起来总是为自己创造明显的障碍———技术的单方面优势和媒体场面、生态危机、力量意识的丧失等等。现代世界的特征是普遍的信仰危机，疏远公众领域，知识（不管如何建构） 可以服务于普遍社会利益这一信念的腐蚀。它还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政党、工会、利益集团，甚至社会运动都受到破坏，从而服务于强权政治和唯生产率的经济体制。曾经在较大程度上主宰现代世界的启蒙理性，以及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动力的信念，最终都被摒弃了。”[7]特别是在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暴露无遗，西方的经济政治治理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在西方现代性内外碰壁、四面楚歌之际，一些不愿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坚持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国家异军突起，成就卓著，引人瞩目。较早的成功范例来自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和“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根据各自的实际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出了东亚发展奇迹。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顺利实现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奇迹”，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 20 世纪后期全球性的“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研究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他们探索经济与政治发展道路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成为人们讨论与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