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瑞典、英国和香港为例，可见国内外公共服务多元化模式及特点。
美国：竞争机制下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权力下放、建立竞争机制，使州和地方政府、私营组织、第三部门也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来，提高了公共服务绩效、满足了公民需求。其公共服务主要供给方式包括合同外包（用于消防服务、养老服务等），特许经营（用于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公用事业，如水、电、气等），使用者付费（用于垃圾收集、废污水处理等），凭单制（用于食品与营养、教育、医疗、住房），公私合作（用于社会保险、廉价住宅建设等），政府间合作（包括设立特殊服务区即相邻政府通过协商设立特殊服务区并承担单一公共服务职能，如垃圾收集及处理；地方政府间达成协议，由一个地方政府支付费用，委托或雇用另一个地方政府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等。
瑞典：公共服务供给的过度福利化和过度市场化。
作为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瑞典人人都能享受主要由国家统一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社会福利。然而长久的、慷慨的、政府单一的社会福利供给却形成了典型的“瑞典病”。据统计，瑞典的公共开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其增长率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长期实行的财政赤字政策迫使政府大量举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瑞典经济增速明显放缓，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济增长率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英国：西欧“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
与瑞典不同的是，英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举措较深入，其遗留的问题也较深远。撒切尔政府（1979年）经过三年的权力巩固期后，开始推进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主要特征是快速的、最大化的将公共服务供给放权给市场。受改革转型太快，市场化运用与深层体制机制改革协调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导致了英国贫困、失业等问题激增。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英国贫困人口翻了一番，贫富差距扩大是撒切尔政府改革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由于私有化大力推行，导致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且多为结构性失业，占失业总人数的60%以上。
香港：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多元化。
香港从1989年发布《公营部门改革》到1992年成立效率促进组，顺利推动了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改革。供给主体包括公营组织（政府、非行政部门公共机构、营运基金部门、公共公司）与民营组织（第三部门和私营组织）。绝大多数核心公共服务（不能由市场提供、否则会陷入社会混乱的公共服务状态，如国防等；由于投入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市场不愿提供但社会必需的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等），由政府和非行政部门公共机构直接提供。对采取准商业化管理方式更有效率的领域，通过引入营运基金部门（如邮政署等）、公共公司（如九广铁路公司等）实行竞争性提供。第三部门主要提供安老、儿童及青少年服务等。供给模式主要包括公有公营：在市场无法提供的核心服务领域，由政府直接提供或政府委托其他公共部门提供；公有私营：在可私营化领域，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提供；私有私营：在可私营化领域，在存在若干竞争者前提下通过完全向私营组织放开等方式提供；社会提供和自我协助：在需求多元化领域，鼓励民间机构和个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