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得到重视
◆农民工文化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召开。2012年5月10日，全国农民工文化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浙江省东阳市召开。会上各典型单位交流了开展农民工文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并针对当前农民工的文化新需求，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会议指出，我国农民工文化工作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仍然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要通过价值观念的塑造、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等，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耐挫能力和融入能力。
◆农民工幸福感调查发布。2012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和工众网联合发布《农民工幸福感调查》，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进行调查。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达2.4亿；不足半数农民工愿留在当前城市；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直接对应，如北京的农民工幸福感在这20个城市里只排名第14，而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胡平认为，那些18岁至23岁的农民工有梦想而没实现梦想的路径。尽管北京也提供了很多公共服务，但一些公共服务跟这些农民工不沾边，事实上跟他们关系不大。
◆共青团与代表委员建议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围绕“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主题，团中央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存在的问题，陆昊代表团中央向参会的代表、委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议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在关注广大农村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二是呼吁企业更多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更多关注员工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全社会积极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良好氛围，努力使他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
四、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出现新动态
◆调查称部分地区工人薪酬因用工荒直追北上广。2012年3月中旬，《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在广东、浙江、河北等地调研时发现，企业遭遇升级阵痛，工人薪酬直追北上广，政府解决“同城待遇”，成为新形势下 “用工荒”的 “众生相”。如，河北省之前一直是以劳务输出为主，但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本省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季节性用工荒已成常态，招工难迫使许多企业不得不提高待遇，有的行业工资甚至直逼大城市，农民工工资直追北上广，并表明了“廉价用工”的时代正在远去。
◆调查称劳动者就近就业趋势明显。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对“招工难”现象的调研情况。经对中西部六省的调研，表明结构性“招工难”问题的确存在，并且可能会呈现出常态化、扩大化的趋势。调研总结了“招工难”的原因之一是农民工就近就业。安徽、河南农民工省内就业转移已超过省外转移，四川、陕西农民工回流呈上升趋势，劳动者就近就业趋势明显。同时，反映了国家的“三农”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使部分农民选择了留乡务农。课题组建议，推广部分省市实行的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推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问题，让外来工人享受廉租房政策；以产业群为中心统筹推进政府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并带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进社区，加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反城市”语境成为社会管理新课题。2012年4月，大众日报杨杰撰文指出，“反城市”在我国已开始出现（“反城市”现象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指的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很多曾经离开农村寻找更美好未来的年轻人不得不重返故土）。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对全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调查显示:被调查返乡的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春节后，在返乡的7000万农民工中，大约80%以上已经进城务工，近20%就地就业或创业或寻找工作。“反城市”现象的产生，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杨杰建议，解决城镇化进程与“反城市”现象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一是打破制约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传统制度“桎梏”；二是给予城乡公民平等的利益诉求表达、实现机会；三是建立行政对市场调节适度的干预机制；四是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
◆珠三角流动人口现负增长。经过30多年的人口经济持续增长之后，有“世界工厂”之称的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以流动人口众多著称的经济特区深圳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深圳户籍人口同比增长6.72%，而非户籍人口则出现下降，流动人口减少7.32万人，负增长0.93%，这是深圳建市30多年来首次出现全市范围内非户籍人口下降。专家称，产业转型正改变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人口结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珠三角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量利用外来流动人口，但却没有通过相应的制度充分保障其权利。地方政府要保持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制度吸引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