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本政体”
“杰出”(outstanding)不是同欧美政府比。“杰出”指的是在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脱颖而出”。中国政体的核心特征是杰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职业治国集团。其杰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思想上杰出，声称坚持“民本主义”。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要求其成员拥有超越一般百姓的政治思想，即“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且“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伤害了百姓福祉就“失天命”，就发生“革命”。⑦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当然，思想与现实不是一回事，而且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在哪里都不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是思想，不是现实。但思想影响现实，人民能用这思想来衡量和挑战现实。思想为改善现实提供依据。没有民本或民主思想，中国或欧美的现实将完全不同。
第二是组织上杰出，声称官员的选拔遵从考试加考核的“绩优准则”(meritocracy)，逢选必考，无功不拔。这种“业绩制”与西式“选举制”同样基于竞争。执政集团的官员靠政策竞争来获得出色政绩。中国土地辽阔，东西南北各地社会条件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迁，不得不包容“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包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在前三十余年的开端，安徽和四川领导采取了不同于众的政策，效果很好，双双被提拔为顶级官员。三十年后的今天，广东和重庆分别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政策，引起世界瞩目。中国的政策和政绩竞争是世界各国中最激烈的，有时甚至可称“惨烈”，还为弄虚作假提供动力。政绩竞争是中国职业治国集团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当然，纯粹的绩优准则，正如纯粹的多数决选举准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裙带、金钱、关系，在世界所有的选官制度中都发挥作用。然而，绩优制的确与西式选举制有重要区别。政治上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使得绩优制成为必然。
第三是历史悠久的分工制衡机制，用于防错纠错。中国由政治思想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无法“分权制衡”，却有“分工制衡”的悠久历史传统。⑧而今，我们不仅能见到来自大众舆论从民本主义角度挑战官员行为的“软”制衡，而且看到党政“双行政系统”本身的分工制衡，还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加上年龄限制的任期制，官员定期轮岗和地域交流制，纪检监察机构，各级人大、政协、法院和信访机构，还有各部门职责之间交叉的灰色地带，当然还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分工与分权一样能达到制衡效果，因为分权制衡的基础也是分工。一个政体，没有制衡机制，断然不可能长久生存。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同样的分权制衡，在拉美、印度、非洲都起不到在欧美的效果。分权制衡的典范是美国，美国政府也犯重大错误，因为难以制衡能控制政府的华尔街和军工集团。
政体的差异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考察。第一是政治思想，即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主要的执政机构;第三是选官方式;第四是防错纠错的办法。不同政体通常依照其政治思想的名称来命名。欧美政体称为“民主政体”，中国政体可称“民本政体”。民本政体有四个支柱，第一是民本主义思想，第二是职业的治国集团，第三是官员的绩优选拔，第四是以分工制衡来防错纠错。
在缺少社会分化条件下，由职业治国集团来“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内部成员却在政绩和政策上激烈竞争，就维持了富有弹性和活力的中华大一统，构成了世界政体中的一个独特“物种”——“民本政体”。这个政体“物种”并不能保障国家长生不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而已。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入奢”，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就被侵蚀，分工制衡也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
制度是人造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活人能够轻易绕开或者改变死制度。政治制度不是“永动机”，人也不是机器，没有任何制度能让“人”领导的“国家”永葆青春，逃出兴衰循环的法则。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神学。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不断随王朝更替死而复生，与朝代和国家共兴衰，始终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差异也最大的社会。民本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兴亡，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政体。“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内容是什么?若非这制度文明还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