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首席夜话”播出一期名为“天下无拐”的访谈节目，说的是“2011年度法治人物”、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开设私人微博，发布案情信息，搜集破案线索，屡建战功的事情。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访谈节目有许多“看点”：首先，诸如微博之类的新兴媒介的工具效用得到了再次确认；其次，技术改进对于改善管理绩效的意义得到了彰显；最后，治理理论的价值得到了印证。它告诉我们，法治的进展需要技术支撑和公众参与。
新兴媒介的管理效用
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缔造了以网络和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由于网络和微博这些新兴媒体具有自主性、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再加上“网络围观”、“人肉搜索”等事件的影响，网络和微博从兴起之时就被消极对待，成为不受政府欢迎的东西。
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会给旧习惯和旧秩序造成紧张和不适。诚然，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既有秩序构成了挑战。归根到底，这种挑战主要源于它的功能和实用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息结构，造成信息中枢地位的下降。例如，在传统社会中，信息网络结构简单，政府与公民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并制造信息不对称，来对社会实施有效的统治和管控。但是，在网络时代，信息网络结构复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得到了改善，于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政府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信息屏蔽有效地实施社会管控，因为政府在新的信息结构中的优势位置不复存在，而社会成员不通过政府也能获取和传播信息。此时，他们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方，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所谓“公民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信息中枢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受到削弱，其信息控制中心的作用也有所降低，相反，公民角色却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其行动取向往往表现为由“听你传达”转变为“我要表达”。
但是，技术发展与进步是不以个别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来属于那些能够掌握或凭借先进技术开发社会组织资源的个人或群体。从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角度看，一个组织或一个系统的能力如何，主要体现为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新鲜事物并使之转化为组织或系统可以利用的资源。基于网络的新兴媒介，为个人获取和发布信息开辟了新的渠道，为公民提供了个人表达的便利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既然技术应用的趋势不可改变，彻底的信息屏蔽又不太可能，那么，积极利用信息平台，充分开发其公共管理资源，就是政府的一个明智选择。
公安部门负责人启用微博，使其为打拐行动建功立业，展现了网络微博积极的工具效用，这为各级政府正面看待微博，积极开发微博的管理功效提供了示范。它再一次说明，官员对待网络媒体不应抱有消极心态，更不该视其为洪水猛兽，而应该把它当成管理工具和手段。正如公安部发言人所认识到的，互联网“是宝贵的执政资源”，是“晴雨表、稳压器、泄洪闸、连心桥、民生场”，即使网络媒体充斥责难之声，政府及官员也应将其视为一面“镜子”（“政府形象的梳妆台”），以改良政治心态，化解民众矛盾。
技术改进对改善管理绩效的作用
众所周知，管理绩效的改进取决于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观念更新，二是组织制度或方法变革，三是技术手段改进。对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来说，树立法治观念、培养公民守法意识固然重要，推行普遍的社会保障，缩小城乡、区域、贫富差距，建立扶贫脱贫的制度也完全有必要，但技术手段的改进有时候更加关键。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过去很长时间得不到有效遏制，固然与政府打击犯罪投入有关，但也不得不承认，信息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也确实是一个技术障碍。犯罪分子跨地域作战，买卖双方攻守同盟，邻里之间漠视不管，受害人难以发出求救信号，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犯罪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受害人家属和公安干警的寻觅、解救和比对，其工作难度之大、效果之微可见一斑。破案效果不良，反过来又会激励犯罪行为。
按照以往的思维，对于管理者来说，要加大惩治力度，所能想到的无非增加人手，投入更多警力，加大宣传和惩罚等威慑力度，等等。但是，“人海战术”和“盯防战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无限地扩大行政成本。于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运动式执法”，打拐运动来临时，犯罪率有所下降，打拐运动过去后，案发率又会反弹。打掉一个或一地的犯罪团伙，又会冒出另一个或另一地的犯罪团伙。
正如陈士渠表示，打拐行动的难度在于线索难觅。“人海战术”和“盯防战术”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没有克服技术障碍。身份证和户籍的信息化管理、DNA技术的应用、网络通讯和微博技术的普及、网络打拐QQ群的建立，所有这些尝试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技术瓶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贩子与警察的博弈条件。DNA数据库的建立和沟通技术的普及，使被拐卖者终将回到父母和亲人身边，这就彻底打破了买方的侥幸心理，使其认识到“人财两空”的必然结果，从而从根本上抑制了买方的“需求”。打拐微博的开设，使任何关注并使用微博的网民，即时提供可疑线索，极大地提高了犯罪暴露的几率，增加了犯罪分子“不敢为”心理比重，从而从根本上抑制了卖方的犯罪动机。
公安部打拐办提出“天下无拐”的口号，这表达了一种希望，实际上也说明了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采用了网络、博客、微博、短信这样的新技术工具，使原本不可能实现的管理目标成为可能和现实。这个事例说明，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改善和提高某些事务的管理绩效相当关键。
治理理论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界广泛讨论“治理”概念，由此衍生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即治理理论。该理论主张，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政府管理走向公共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统治走向共管共治，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与政府统治或管理不同，治理理论强调，社会控制体系的构建，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合作与互动的结果，也是各种公共的、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治理理论提供了一种共管共治的管理理念，它主张，政府应当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责任适当地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通过重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强制行为与自愿行为的合作关系，建立多元式协同治理模式，实现“公共事务公共管理”。
治理理论支持政府管理的公民参与，当然也会支持打击犯罪行为的“群防群治”观念。但是，在过去的实践中，“群防群治”仅仅局限于政府动员群众，组织“治安联防队”，建立区域和“管片”联防责任制。这种属地化的“群防群治”在打击跨地域拐卖人口犯罪问题上并不十分奏效。今天，网络技术和新兴媒介为公民参与式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从而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群防群治”以有效打击跨地域的犯罪活动提供了可能。
公安部门利用互联网络，开发打拐微博，建立打拐QQ群，这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机会，降低了线索寻觅、信息搜集的成本，激活了民众信息举报的动力，使跨地域的拐卖行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公安部门负责人通过网络建立个人微博，参与打拐QQ群，发展“粉丝”（陈的微博“粉丝”超过200万），使民众积极参与到打拐行动中来，从根本上化解了以往管理模式在人力和资源投资上的不足，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卖方逃避罪责的侥幸心理。显然，基于网络和公民参与的打拐行动实际上提供了跨地域公共治理的新模式。
当然，由于地域广阔、人口流动规模大、网络技术应用尚不普及等原因造成信息和沟通“死角”的存在，还在制约着打拐行动的实效。但是，坚持“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凭借网络技术和新兴媒介，变以往“政府打拐”为“全民打拐”的行动模式，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方向。（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燕继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