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君
本文所指的澳大利亚的“流动人口”问题实际上是指土著人的问题。澳大利亚原本是土著人的家园,土著人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繁衍了三万多年。历史的沉寂在1770年4月29日被打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于现在的悉尼登陆,宣布这里为英国王室土地。随后,大批殖民者陆续到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放的囚犯。他们强行占领了沿海地带的膏腴之地,将土著人驱赶到蛮荒深处。从此,白人成了澳洲大陆的新主人,而作为老主人的土著民族反倒成了“王室土地的非法居住者”。当然,土著人不甘心失去家园,拿起弓箭和投枪进行了抗争,但哪是坚船利炮的对手,每一次反抗受到的是更严重的迫害。就这样,200多年过去,澳大利亚从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从一个不甚发达的农牧国家变成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30万土著人(占全国总人口1.5%左右)还是土著人,除了很少一部分学会了英语,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多数依然生活在北部和中部的沙漠、丛林里,依然过着游牧和渔猎的原始生活,依然草棚栖身,兽皮裹体,部落互助,酋长决策。他们甚至依然不承认“澳大利亚”这个白人建立的国家,认为澳洲大陆还是土著人自己的,故而拥有自己的国旗。1957年,土著人甚至还拿起法律武器,就“澳洲是谁的”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毫无悬念:澳洲属于土著民族和外来移民共有。
对于土著人,澳大利亚政府内心是有亏欠的。近年来,每当新国会开始的时候,都要向土著人和他们的祖先表示敬意。前年,陆克文政府还代表国家向土著人表示了道歉。在很多庄严的场合,甚至像样一点的宾馆,都高悬两面旗帜:一面是澳大利亚国旗,一面是澳洲土著人旗帜。除了这些形式上的动作,政府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救助和发展措施,促使土著人融入现代社会。比如,帮他们修建住房、给他们发放补贴、教他们的孩子学习文化(土著人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而且不同地域语言还不一致,据说有100多种)等等。但是,困难很大,主要是土著人的文化习惯不同。他们宁可让房子空着或者圈养牲畜,而自己更乐意天当房地当床；他们往往用政府补贴买啤酒喝,而不愿做点什么营生；他们认为祖先的传统和巫师的智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上不上学无所谓。政府为此很头痛。有人主张把政府补贴集体保管,集体使用,不要发给个人。但是,这又涉及到民族歧视问题,有违其人权观念。有人主张把他们的孩子强制带到开化地区接受教育,但是教育的结果是这些孩子“白人化”了,失去了土著文化,甚至连土著语言都不会讲。土著民族意见很大,将他们称为“被偷走的一代”。政府也感到很失败,因为他们本来重视和保护各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连外来移民甚至难民都不例外,更何况土著民族呢。
更让他们头痛的是土著民族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冲突。土著人没有地域概念,四处游弋。同时,国家宪法也规定了公民迁徙自由,不管城乡随处可居。这样,就有一些土著人迁徙到城市,大概占到总数的10%。但他们本是自然之子,不习惯城市这样那样的规则,还像在丛林那样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结果动不动就触犯法律,成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我们访问了土著人比较集中的墨尔本西区的一个社区,这里居住着2800名土著人,但有150多名关在监狱里,其中女性40多名。政府和社会都很无奈。法律秩序是公共秩序,不能因为土著人而有所修改或者法外开恩。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有些土著人一旦被拘禁,几天内就会自杀或者搞得遍体鳞伤。陪同我们访问的当地学者解释说,这些人就像刚刚装进笼子的野鸟,气性太大,东一头西一头乱撞,自然头破血流。正因为如此,土著人与警察的关系十分紧张,警察对土著人没什么好印象,土著人对警察则又恨又怕。
为了帮土著人适应城市社会,社区主要做了三件工作:一是教育,告诉他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二是治病,很多土著人都患有慢性病,社区设立了诊所,招聘了医护人员,为他们治病,让他们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温暖和爱护。我们现场参观了很多诊室,条件相当好；三是沟通,主要是警民沟通。一方面让警察了解土著人的性格特点,一方面让土著人了解警察的职能,有了困难可以找警察。
澳大利亚主体国民与土著人的矛盾,既不是经济矛盾,也不是阶层矛盾,更不是简单的政治矛盾。从实质上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和价值的矛盾。在白人看来,他们给蛮荒的澳洲大陆带来了现代文明,从而使土著人有机会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现代社会,他们有恩于土著人；在土著人看来,澳洲是自己的家园,他们本来过得好好的,不需要谁来拯救。这种冲突,按照白人自己的理念也难解读得通,因为它涉及到西方社会最看重的“自由”价值观。所谓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奴役的权利。如果你承认土著人拥有自由,那么白人的到来就是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如果你不承认土著人拥有自由,那么就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所以现在澳大利亚官方不再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了,而是注重行动,尽量给土著人以尊重、以关心,使他们早日成为现代公民。显然,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
(作者系河北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